4&nbp;道德教化与精神领袖皇帝应成为道德典范，垂范天下，倡导教化，但其具体行为也需受法律和公共舆论监督。
“如此，”李瑾阐释道，“君主超然于日常政务之繁琐与纷争，可保其尊严与神圣性，不易为具体政策之得失所累，亦不易卷入利益争夺之漩涡。其位既稳，则&nbp;国本固；其权有界，则&nbp;政争息。此所谓‘&nbp;君主无过，其过在执政&nbp;’之理也。君主如鼎，稳坐庙堂；执政如工，操持鼎彝。鼎不动而工可易，国体不摇而政事可新。”
二、&nbp;“共和”之实以“公议”与“法治”为核心的治理
“虚君”之后，国家由谁来治理？如何治理？这便是“共和”的核心。
李瑾认为，治理之权，当归于“天下人之公器”，具体应由一个能代表“公意”（他谨慎地称之为“天下公论”或“贤能之议”）的机构来行使。他借鉴了古典“共和”的本义（共同执政），结合了唐代现有的朝议、廷推制度，以及海外殖民地某些粗糙的议事形式，构想了一个新型的中央治理机构，他暂时称之为“公议府”或“大政院”。
这个机构的组成，是他思考的难点，也是最具突破性的部分。他排除了简单的世袭贵族政治（门阀）和纯粹的武力强权，也认为直接、广泛的“民选”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教育未普及、交通通信落后、民众政治意识薄弱）不切实际且容易滋生混乱。他设想了一种混合与渐进的方案
1&nbp;科举精英通过改良的、更注重实务的科举制度，选拔精通律法、财税、工程、农桑、外交等专业知识的“事务官”和通晓经史、明于治体的“议政官”。这部分人是“公议府”的骨干，确保治理的专业性和连续性。
2&nbp;地方代表由各道、州、府，按照一定的标准（如纳税额、声望、学识等），推举产生“地方代表”，代表地方利益和舆情进入中央议政机构。这类似于汉代“乡举里选”的扩大和制度化，旨在沟通中央与地方。
3&nbp;专业团体吸纳重要的社会功能团体代表，如大商贾（代表工商业）、著名学者（代表文教）、德高望重的耆老等，参与特定领域的咨询与决策。
4&nbp;皇族与勋贵代表保留少数席位给皇室宗亲（非近支）和有特殊功勋的贵族，作为传统的象征和稳定的因素，但其权力受到严格限制。
“公议府”的主要职能包括
?&nbp;立法制定、修改除“祖制**”之外的一切法律。
?&nbp;决策审议并决定国家重大政策，如战争与媾和、重大工程、赋税调整、重要官员任免（需皇帝形式任命）。
?&nbp;监督监督行政机构的执行情况，拥有质询、弹劾官员的权力。
?&nbp;审议预算审查和批准国家财政收支。
“公议府”内部实行“多数决”原则，重要决策需经充分辩论和表决。其成员有固定任期，定期改选或轮换，防止权力固化。
行政权，则由“公议府”推选或同意（皇帝形式任命）的“首席执政”（或仍称“宰相”，但职权和产生方式已变）领导一个“政务院”（类似内阁）来行使，对“公议府”负责，定期报告工作，接受质询和监督。司法权，则由独立的、专业化的“大理寺”（或“最高法院”）系统行使，依据法律独立审判，不受行政和“公议府”的干预。
“如此，”李瑾总结道，“治理之权，源于&nbp;公推&nbp;与&nbp;法授，行使依&nbp;公议&nbp;与&nbp;程序，更替有&nbp;常轨&nbp;可循。&nbp;君主世袭之弊可除，人亡政息之患可免。虽有党争，然限于法度框架之内，依议事规则而辩，胜者执政，败者监督，定期轮替，可免你死我活、斩草除根之惨烈政争。虽有庸才，然非一人独断，有众人之智可补，有制度之规可纠。此或可跳出治乱循环之一法乎？”
三、&nbp;理想与现实的鸿沟李瑾的自省与忧虑
写下这些构想，李瑾自己都感到一种近乎虚幻的激动，但随即是更深的清醒与忧虑。他知道，这蓝图太过超前，简直是与整个时代的观念、与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与几千年的政治传统为敌。
阻力何在？
1&nbp;观念壁垒“君权神授”、“天子受命于天”的观念深入人心。皇帝不仅是政治领袖，更是“天命”的化身、宇宙秩序在人间代表。将皇帝“虚化”，在大多数人看来，不仅是政治上的篡逆，更是伦理和宇宙观上的颠覆，是“纲常扫地，天地反覆”。
2&nbp;利益集团皇权是整个帝制官僚体系、勋贵集团乃至社会等级结构的顶端和总枢纽。虚君共和，意味着整个权力金字塔的重构，必然触动从皇室、外戚、宦官、到世袭贵族、乃至整个官僚阶层的根本利益。他们会誓死反抗。
3&nbp;操作难题如何设计“公议府”的具体选举或推举办法，才能兼顾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