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瑾手中的笔一顿，一滴朱墨滴在奏疏边缘，晕开一小团刺目的红。他放下笔，深吸一口气，努力平复骤然加快的心跳，沉声道“呈上来。”
苏琬将包裹置于书案一侧。李瑾解开锦缎，露出那方紫檀木匣。看到匣盖上“以备观览”那熟悉的字迹，他的手指几不可察地颤抖了一下。他缓缓打开匣盖，取出了最上面那份稿子。
只看了开篇那几行字，李瑾的眼睛便瞬间湿润了。那熟悉的笔迹，那恭谨而又诚恳的语气，那“虽死无憾”的决然……一字一句，都像针一样扎在他的心上。他强忍着汹涌的情绪，快速浏览下去。
稿子很长，分成了三个大部分，正如开篇所言。
第一部分“新政之固本与拓新”，并非空谈道理，而是针对“永昌新政”推行数年来遇到的实际问题，提出了许多细致而颇具见地的思考。比如关于“科举取士，在重经义策论之外，当增‘实务’一科，试以钱谷、刑名、河工、算术等，以拔擢干才，非仅文士”；关于“两税法推行，清丈田亩为基，然豪强隐匿、胥吏舞弊，其害甚于旧制。当设‘巡检御史’，专司核查，许民告发，重奖实报，严惩勾结”；关于“市舶之利，当与沿海州县民生相济。可设‘市舶学堂’，授蕃语、航海、货殖之学，使利不尽归蕃商与豪贵，亦可养我唐民之技”……&nbp;其中许多想法，与他和母亲、狄仁杰等人正在斟酌或已初步推行的措施不谋而合，甚至更为具体、更具操作性，有些角度甚至是他未曾深入考虑过的。
第二部分“外邦之交融与自持”，则充分展现了李昭开阔的视野和清醒的头脑。他热情赞扬了引进阿拉伯历法、医药、几何学（“泰西算学，其法精妙，可补《九章》之未逮”）的举措，认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此圣人不耻下问之遗风”；但也敏锐地指出了潜在风险，如“景教、祆教等，其教义与我儒释道迥异，信众日增，恐有‘以夷变夏’之虞。当明定其传教界限，不得诋毁我礼法，不得干预讼狱，更需防其与地方豪强、蕃商勾结”；又如“蕃货奇巧，固可悦人，然奢靡之风不可长。当倡‘黜华崇实’，重我桑麻陶瓷之本，使奇技淫巧不为害”。最后提出“交融之道，在取其精华为我用，守我礼法根本，自信而不自大，开放而有藩篱”，见解深刻，发人深省。
第三部分“继统之选贤与育才”，则让李瑾的心紧紧揪起，又是欣慰又是无比酸楚。李昭在文中，以一个储君的身份，坦然讨论了自己若日后继位，将如何施政，如何选用人才，如何教养皇子（即他自己的子嗣）。他特别强调“储副之教，非独经史，当令其知民间疾苦，晓吏治得失，观四方风物，&nbp;如此，方不为深宫所囿”；“择贤臣以为师友，非仅授业，更在熏陶品性，&nbp;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不可不慎”；甚至提到了“宗室子弟，若才堪用，当量才委任，使不至坐享富贵，而生怨望或颓靡之心”。通篇没有一句自矜，只有冷静的思考和对未来的责任，字里行间，充满了对这个帝国未来的深切关怀和未雨绸缪的远虑。
然而，最触动李瑾的，并非是这些闪烁着智慧光芒的具体政见，而是在文稿最后，单独附着的、似乎是在更晚些时候补写的一页短笺。字迹与正文略有不同，似乎是在病势转重、精力不济时，勉强写就的，笔画不如正文工整，却更显真挚
“皇祖母、父王尊鉴&nbp;儿近日自觉精神稍减，恐非佳兆。前述诸事，乃儿平日愚见，仓促成篇，必多纰漏，唯愿能作引玉之砖，博二位至亲一笑，或有一二可取，则儿心足慰。&nbp;皇祖母以女子之身，临朝称制，开亘古未有之局，内修政理，外抚四夷，其艰难险阻，非儿所能尽知万一。然祖母以大魄力、大智慧，披荆斩棘，行新政，开言路，使我朝气象为之一新，此诚孙臣与天下有幸。祖母之心，可对天地，可昭日月。&nbp;儿每每思之，敬佩无已，恨不能早日长成，为祖母分劳。”
“父王仁孝勤勉，夙夜在公，承上启下，调和内外，落实新政，其苦心孤诣，儿虽愚钝，亦能体察一二。&nbp;新政之难，在破旧立新，在平衡利弊，父王肩挑重担，忍辱负重，儿深以为傲，亦常自警，当以父王为楷模。”
“儿自知资历尚浅，见识未广，所虑所言，或近书生意气。&nbp;然儿常思，我朝自太祖、太宗开基立业，皇祖（高宗）承平拓展，至皇祖母与父王革故鼎新，历代先皇，无不以‘安民兴国’为念。&nbp;此四字，看似平常，实则至重。儿以为，无论新政旧制，无论内政外交，无论用何手段，其最终所向，不过是使我大唐子民，能安居乐业，使我华夏文明，能光耀四方。&nbp;若能守此初心，则纵有挫折，纵有非议，其道不孤，其志可成。”
“儿不肖，若天假岁月，自当竭尽驽钝，追随皇祖母、父王之后，继往开来。&nbp;然人命在天，非可强求。&nbp;儿唯一所惧，非身死，乃惧因儿之故，使皇祖母、父王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