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委员会的会议室比林煜想象的要小。长桌能坐十个人,墙上挂着《赫尔辛基宣言》和《涉及人类受试者的生物医学研究国际伦理指南》的中文版。
窗外是协和医院的内庭,有几棵老槐树,刚长出新叶。
林煜坐在长桌的一端,面前摆着他准备的所有材料——方案文本、风险评估表、参考文献、还有那本《iene》。
对面坐着九位委员。
中间是伦理委员会主任章华,六十多岁,医学伦理学教授,退休后被返聘。左边是四位医生,包括宋衡;右边是两位法律顾问,一位社会学教授,还有一位患者权益代表。
“各位委员,今天我们要审查的是林煜博士提交的《da应用于重度脑损伤患者的分阶段治疗方案》。“章华打开文件,“请林博士先介绍方案概要。“
林煜站起来,按下投影仪的遥控器。
“各位老师,我的方案针对昏迷五年、脑损伤约30%的患者。“他的声音很稳,“治疗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用低强度刺激激活深层意识核心;第二阶段,逐步整合外围功能区;第三阶段,建立稳定的意识状态。“
他切换幻灯片,上面是详细的时间表和参数设置。
“每个阶段都有明确的终止条件。如果出现脑损伤加剧的迹象,立刻中止。如果患者出现不可逆的认知障碍……“
“林博士。“一位法律顾问打断他,“我们看过你的技术方案,很详细。但今天讨论的重点不是技术,而是伦理。“
林煜停下来,看着对方。
“我有几个问题。“法律顾问翻开笔记本,“第一,你和被试的关系?“
“她是我母亲。“
“第二,你在这个项目中的角色?“
“技术负责人和主要操作者。“
法律顾问和章华交换了一个眼神。
“林博士,这就是问题所在。“章华合上文件,“你既是研究者,又是患者家属。这在伦理上构成严重的利益冲突。“
林煜皱眉:“但宋主任知道这个情况,他同意我参与评估……“
“评估是一回事,治疗是另一回事。“章华打断他,“评估只是观察,不会造成额外伤害。但你的方案涉及直接的脑刺激,有明确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和被试的家属关系,会影响你的判断。“
“我不会。“林煜说,“我会严格按照方案执行,任何决策都基于数据,不是情感。“
“但你怎么保证?“一位社会学教授开口了,“林博士,我们不是怀疑你的专业能力,而是担心你的客观性。当数据显示应该中止治疗时,你作为儿子,真的能做出这个决定吗?“
林煜张了张嘴,但没有立刻回答。
房间里安静了几秒。
“我……“他深吸一口气,“我理解您的担忧。但正因为她是我母亲,我才比任何人都更了解她的情况。我知道她能承受什么,我知道哪些参数对她有效……“
“这正是我们担心的。“另一位委员说,“你对她太了解了,了解到可能会选择性忽视风险。“
宋衡开口了:“林博士,我想问一个问题。如果治疗过程中,你母亲出现了严重的并发症,比如癫痫发作或者脑水肿,你会立刻中止吗?“
“会。“林煜毫不犹豫。
“那如果只是轻微的异常,比如脑电波出现短暂的紊乱,但还在可控范围内?“
林煜犹豫了一下:“那要看具体情况……“
“看,这就是问题。“宋衡靠在椅背上,“''具体情况''意味着主观判断。而当研究者是患者家属时,这种判断很容易偏向''继续治疗'',而不是''谨慎中止''。“
林煜握紧拳头。
他想反驳,但发现自己说不出话来。
因为宋衡说的是对的。
如果只是轻微异常,他确实会倾向于继续,而不是中止。因为中止意味着放弃,意味着承认失败。
“林博士,我们理解你的处境。“章华的语气缓和了一些,“你是一个孝顺的儿子,也是一个优秀的科学家。但这两个身份在这个项目中是冲突的。“
他停顿了一下。
“我们必须保证,任何参与临床试验的患者,都受到公正、客观的对待。即使是家属主导的治疗,也要遵守这个原则。“
“那您的意思是……“林煜的声音有些紧绷。
“我们建议,你退出直接操作,只担任技术顾问。“章华说,“由宋主任或其他医生负责实际操作,你在旁边提供技术支持。“
林煜的心一沉。
“但没有人比我更了解da。“他努力保持冷静,“这套系统需要实时优化,需要操作者对算法有深刻理解。如果交给别人……“
“那你可以培训他们。“
“培训需要时间,而我母亲等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