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抚使抵云州后，与裴行俭会商三日，定下三条安边之策。其一为划界分疆，设卡置戍，重定大萧与北蕃的疆界，以黑水河为界，河东属萧，河西归蕃，于边境要冲之地增设十二座烽燧、六座榷场，每处榷场派步骑各五百驻守，既护商旅往来，又防蕃人越界，凡擅闯边界者，轻则罚物，重则斩立决，疆界立石为记，传于诸蕃，永为定规。其二为互市通商，公平交易，开放云州、朔方、河东三处互市榷场，设市舶司专管蕃汉贸易，严禁边将苛待蕃商、强买强卖，蕃人以良马、皮毛、玉石入萧，萧人以丝绸、茶叶、盐铁、瓷器予蕃，由官府核定物价，抽分征税，既利蕃民生计，亦增国库收入，凡参与互市的蕃部，皆颁予符节，无符节者不得入市。其三为抚降安部，分而治之，对投降的贺兰、居延二部，赦其既往之罪，仍令其可汗统辖部众，但需遣质子入长安，留于国子监读书，实则为质，又将二部分居于黑水河以西的草场，二部地界相间，互不统属，以防其合兵作乱；对休屠部余众，废其旧制，将其分迁于云州、朔方境内的空荒之地，令其弃牧从耕，由萧地官吏管辖，教其农桑，渐化其俗，又选其骁勇之士编入边军，为大萧所用，化敌为友。
三策既行，北境遂安。榷场之中，蕃汉商旅往来不绝，驼铃声声，车水马龙，良马、皮毛堆积如山，丝绸、茶叶琳琅满目，市舶司每日抽分，所得税银充盈边库；迁于萧境的休屠部众，在官吏的教导下，始学耕种，春播秋收，衣食渐足，不复有劫掠之心；贺兰、居延二部因互市之利，部众生活富足，又惧大萧军威，质子在京，故谨守边界，不敢有丝毫异动；边军则依裴行俭之令，整训兵马，修缮边墙，增设烽燧，北境千里防线，旌旗相望，戈矛如林，蕃人望之，莫敢轻犯。裴行俭又奏请天子，将折柳川大捷中缴获的战马两万余匹，分拨于北境诸军，充实骑兵，又将神机营的霹雳炮、连珠弩等军械配于边烽戍卡，令守兵习用，北境军事实力，更胜往昔。
安抚使回京复命，将北境安靖之状奏于天子，萧衍龙颜大悦，对群臣道：“裴行俭老谋深算，安抚使处事得当，北境三策，恩威并施，既振军威，又安民生，实乃安边良策！”遂下旨嘉奖裴行俭及安抚使，晋封二人官阶，赏赐金帛，又令史官将北境安边之策记入国史，为后世鉴。
北境既定，天子遂将目光转回国内，念及漕运乃国之命脉，关乎京师粮秣、天下商旅、国库收入，虽此前漕运已通，然河道淤塞、闸口失修、漕船老旧之弊仍存，遂下旨命工部尚书为漕运总管，领江淮、河南、河北诸道官吏，疏浚漕河，修缮闸口，改良漕船，整饬漕运，务求漕河畅通，舟楫无阻，利国利民。
大萧漕运，以大运河为主干，北起涿郡，南至余杭，贯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连接南北，天下财货、粮秣皆赖此河运输，京师百万军民的衣食，皆由江淮经漕河运入，故漕河乃大萧的“生命线”。然历经数十年，漕河多处河道淤塞，浅滩密布，漕船行至此处，需纤夫拉纤，方能通行，耗时费力；沿河闸口，多有失修，闸门朽坏，水势难控，旱时水浅，涝时水溢，皆阻漕运；漕船则多为旧式平底船，载重量小，行速缓慢，且易触礁沉没，损耗极大；更有漕吏、闸官苛索漕丁、商旅，巧立名目，横征暴敛，漕丁苦不堪言，商旅多有避之。
工部尚书接旨后，不敢怠慢，即刻率属官沿漕河巡查，自涿郡至余杭，凡三千余里，一一查勘河道淤塞之处、闸口失修之点、漕船老旧之弊，又召集沿河州县官吏、船工、纤夫，询问漕运之苦，汇总诸事，奏请天子，定下整饬漕运四策。其一为疏浚河道，拓宽加深，征调沿河州县民夫十万，以半年为期，疏浚淤塞河道，凡浅滩、淤泥堆积之处，一律深挖拓宽，使漕河河道宽三丈、深一丈，可容大型漕船通行；又于河道弯曲、水流湍急之处，修渠改道，使水流平缓，减少漕船触礁之险；同时清理河道之中的水草、暗礁，保障漕船航行安全。其二为修缮闸口，增设水驿，对沿河五十八座闸口，一律翻修，更换朽坏闸门，以青石砌闸基，铁木造闸门，坚固耐用；又于闸口旁增设水驿，每驿派水工二十人，专管闸口启闭、水势调节，遇旱时蓄水，涝时泄洪，保障漕河水位稳定；另于漕河两岸每隔三十里设一驿站，备有船只、车马，供漕吏、信使往来，传递消息，遇漕船遇险，亦可就近救援。其三为改良漕船，打造新舟，令江南造船场依船工所献之法，改良漕船，打造新式漕船，新式漕船为尖底福船，船身宽大，载重量由旧时的千石增至三千石，船底包铁，可防触礁，船帆增至三面，行速较旧时快一倍；又造浅吃水的平底驳船，用于河道较浅的支流，转运粮秣财货，与福船相辅；同时将旧式漕船逐一检修，不堪用者一律焚毁，补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