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记于壬寅年冬月廿三
小洁决定暂缓行动，给自己一周时间思考。
这是一个理智的决定，但我从她的眼神中读出了恐惧——不是对外部威胁的恐惧，而是对自己内心可能浮现的事实的恐惧。如果那段被掩埋的记忆是真的，她该如何面对自己？一个为了孩子抚养权而选择沉默的女人，算不算帮凶？
“陆景明说，心灵在极端压力下会选择最利于生存的遗忘方式。”小洁在第三次云隐茶馆会面后告诉我，“但被遗忘的不会消失，它会以其他形式回来，比如梦、身体症状、无法解释的情绪。”
她开始出现偏头痛，位置在右太阳穴，每天下午三点准时发作。去医院检查，没有任何器质性病变。神经科医生建议她去心理科，开了些镇静类药物。
小洁没有吃药。
“疼痛是信号。”她说，手指按压着太阳穴，“它在提醒我有些事情需要被处理。”
梦境记录本上，关于地下室铁盒的梦没有再出现。取而代之的是一些看似无关的碎片：
- 梦到自己在银行柜台前，填写复杂的表格，但看不清表格内容。
- 梦到晨晨穿着不合身的西装，站在法庭证人席上，但法庭空无一人。
- 梦到一把钥匙在锁孔里断裂，一半留在锁里，一半在手中。
“这些都是隐喻。”陆景明在分析这些梦境时告诉小洁，“银行代表交易或秘密；法庭代表审判或抉择；断裂的钥匙代表无法完全打开，或打开的代价。”
“代价是什么？”小洁问。
“可能是你目前生活的平衡，可能是你对自己的看法，也可能是某种关系。”陆景明的回答总是留有余地，“只有你能确定。”
与此同时，现实中的小洁开始进行一些谨慎的调查。她翻出离婚期间所有的邮件、短信记录——那些她一直不敢再看的东西。我陪她一起整理，在周六下午，当晨晨去上绘画课时。
出租屋的客厅地板上铺满了打印纸。阳光从窗户斜射进来，在纸面上投下菱形的光斑。小洁盘腿坐在地上，头发随意扎起，脸上没有妆容，看起来比平时年轻，也脆弱。
“这一封，”她抽出一份邮件打印件，“离婚前两个月，我问他为什么总是半夜接电话。他回复说‘工作压力大，需要处理海外客户的时差问题’。”
当时她觉得是借口，现在看，可能是真相——非法资金转移往往涉及跨国操作。
“再看这个。”她又抽出一张银行流水单，“离婚前半年的转账记录，有几笔大额资金转入又迅速转出，收款方是我不认识的公司。”
“你当时没怀疑？”
“怀疑了，但他说是投资朋友的生意。”小洁苦笑，“我当时太信任他，或者说，太需要信任他。婚姻已经摇摇欲坠，我不想再质疑他的事业。”
我们继续翻阅。离婚协议副本、财产分割清单、心理咨询记录（她只去了三次就放弃了）、晨晨的医疗记录（那段时间孩子频繁腹痛，医生说是压力反应）……
然后，我发现了一样东西。
在一叠杂乱的收据中，有一张停车票，日期是离婚前一周，地点是市检察院附近的停车场。
“你去过检察院？”我拿起那张泛黄的票。
小洁愣住了。她盯着那张票，眉头紧锁，手指无意识地握紧。
“我不记得……”她轻声说，然后突然抱住头，“等等，有画面……走廊，绿色的墙，等候椅，一个女人的声音……”
“什么样的女人？”
“穿制服，短发，声音很温和。她说……她说‘你的情况我们了解，但需要更具体的证据’。”
记忆的碎片开始拼合。小洁闭上眼睛，努力追索那个几乎被完全抹去的场景：
那天下午，她独自开车去检察院。手里拿着一个文件袋，里面是什么？她想不起来。等候室里人不多，她紧张得手心出汗。接待她的女检察官看了材料，问了问题，最后说会调查，但需要时间，也需要她提供更多证据。
“然后呢？”我问。
“然后……然后我接到了林浩的电话。”小洁睁开眼睛，眼神空洞，“他说他知道我在哪里，说我如果不想失去晨晨，最好立刻离开。”
威胁。直接的威胁。
“我走了。”小洁的声音在颤抖，“我走出检察院，把文件袋扔进了路边的垃圾桶。然后我开车回家，路上一直在哭。回到家，林浩在等我，他说……他说只要我配合，他会是个好父亲，会给晨晨最好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