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民力。”她的声音低沉了些，“属下南下时，在荆州渡口，见一老丈携孙卖柴。问及粮价，老丈泪下，言家中仅存半瓮陈粟，须掺野菜树皮度日。其子三年前被征发修明堂，不慎坠亡，官府抚恤不过两贯钱，早耗尽了。田亩因无力耕种已佃与邻村富户，租子却要收五成。富户与县中户曹有亲，老丈不敢争。”她顿了顿，“类似情形，在河南、淮南遭过兵灾或重赋之地，比比皆是。百姓面有菜色，孩童腹大肢细，已是常见。更有甚者……”
她看向东方墨：“先生可还记得693年，我们设在宋州（今河南商丘）的第三分阁？当时为平价售粮，曾救济过一批因黄河小决口而流离的灾民。上月，属下途经宋州，特意暗访。当年受济的灾民中，十户里竟有六户已不知所踪。询问旧邻，或言‘饿死了’，或言‘逃荒路上没了’，或言‘被拉去修山陵（指武曌父亲的陵墓扩建）再没回来’。剩下四户，也是勉强度日，提起当年粟珍阁的活命之恩，仍会落泪，但眼神已多是麻木。”
亭内一时寂静，只有山风吹过破败窗棂的呜咽声。
“再说吏治。”云帆继续道，语气中多了几分冷峭，“粟珍阁因要在大唐立足，免不了与各地官吏打交道。初时，我们谨守‘量粟以准，惠之以诚’的准则，不行贿赂，只求按章办事。然不出三年，便处处碰壁。漕关需索‘例钱’，市署索要‘行贴费’，甚至连衙门的门子，都敢伸手要‘茶水钱’。若不给，则文书拖延、刁难无数。永昌三年（692年），洛阳分阁一批从江南运来的稻米，在汴州（今开封）被漕运衙门以‘船只逾制’为由扣押，实际是索贿未遂。最终，还是通过当地一位与我们有药材往来的退职老吏从中说合，破费了数百贯才得以放行。”
她翻开那本桑皮纸册的某一页，指着一行记录：“类似事件，十二年间，记录在案的大小共计一百四十七起，涉及州县官吏、漕运、盐铁、市舶司乃至神都部分衙门的胥吏。为保经营畅通，粟珍阁不得不每年划出一笔‘特别疏通款项’，由各分阁首席灵活掌握。这笔钱，如同泥沼中的买路钱，虽不甘，却无奈。”
东方墨的指尖在石桌上敲击的节奏微微加快，显示出他内心的不平静，但面容依旧沉静。
“至于商道之乱，”云帆的声音带上了一丝疲惫与讥讽，“已非寻常‘乱’字可以形容。二张得势后，其家族、党羽纷纷插手商业。张昌宗之弟张同休，在洛阳开设‘昌隆柜坊’，实为放印子钱（高利贷）之所，利息高得惊人，逼得不少商户破产，房产田地尽归其手。张易之的妻族则垄断了长安西市的皮毛与香料生意，强行压价收购胡商货物，再高价卖出，胡商敢怒不敢言。更有甚者，这些权贵商团往往与地方黑恶势力勾结。我们在淮南的一个收粮点，就曾遭遇当地泼皮无赖连续骚扰，砸毁器具，恐吓农户不得卖粮给我们。后来查明，背后指使者便是与张家有牵连的一个粮商。”
她想起一事，补充道：“货币之弊，尤为切肤之痛。朝廷铸的‘开元通宝’本就不足流通，各地豪强、甚至寺庙道观都私下铸钱，成色重量不一。百姓交易，常需携带戥子当场称量折算。粟珍阁收粮付款，更是头疼。有农户拿来的铜钱，轻薄如纸，一掰即断，声称是官府收税时找回的。我们若拒收，则失民心；若收下，则损失惨重。为此，各分阁不得不专门雇请经验丰富的老师傅负责鉴钱，额外成本巨大。市面上，绢帛、粮食甚至食盐，都开始部分承担货币职能，交易效率极低。”
云帆说到这里，轻轻吐出一口浊气，仿佛要将胸中积郁的浊气尽数吐出。她看向东方墨与青鸾，眼中除了沉重的汇报，也隐隐带着一丝探询与期待——在这般污浊混乱的世道中，粟珍阁这叶秉持着不同理念的扁舟，究竟该如何自处？又该驶向何方？
青鸾沉默良久，方才轻声开口，声音里带着皇室公主对这片土地深沉而复杂的情感：“贞观年间，父皇曾言，‘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如今看来，这水已近枯竭，舟亦将倾覆。百姓何辜，遭此劫难？”她转向东方墨，“墨，帆儿所言，比我等沿途所见，更加系统，也更令人心寒。武周之治，已然病入膏肓。”
东方墨终于停止了指尖的敲击。他缓缓站起身，走到驿亭破损的栏杆边，望向远处逐渐清晰起来的、裸露着灰褐色岩壁的荒凉山岭。晨光将他挺拔的身影拉长，镀上一层金边，却也让那身影透出一种沉重的孤独感。
他没有立刻回应青鸾的感慨，也没有对云帆的汇报做出评判，而是问了一个看似不相干的问题：“云帆，粟珍阁这十二年，除了让数十万百姓在荒年免于饥馑，在平岁得以喘息，除了为华胥积累了庞大的物资数据与商业网络……可曾让哪怕一个州县的官场风气，因我等的存在与坚持，有丝毫向好之变？可曾让那些与我们打交道的地方豪强、官吏，对‘诚信’、‘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