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爪哇南州到琉求，从雨林州到霞屿，蒸汽明轮船“启明号”犁开蔚蓝海面，留下长长白浪。这艘特制的辩论巡讲船上，不仅载着四位候选人及其团队，还有选举委员会观察员、《华胥新报》记者、医学院学生代表以及二十名海军护卫——由冷月亲自挑选的精锐。
首站天枢城辩论的热度尚未消退，船已抵达第二站：爪哇中州首府泗水。
码头上人山人海。与天枢城以官员、学者为主的听众不同，这里更多的是皮肤黝黑的渔民、赤脚的农夫、戴着头巾的妇女。他们扶老携幼，许多人手中还拿着渔网或农具，显然是直接从劳作中赶来。
苏月站在船舷边，望着这片熟悉的土地，眼眶微热。十八年前，她作为一个逃难至南洋的孤女，在这里被一位老医师收留学医。如今，她竟以候选人的身份归来。
“紧张吗？”一个温和的声音在身旁响起。
苏月转头，见李恪不知何时走到她身边。这位丞相卸下了官袍威严，此刻更像一位宽厚的长者。
“有点。”苏月老实承认，“我在想，我说的话，他们真能听懂吗？我在天枢城讲的那些医卫网、卫生员……可这里很多人连字都不识。”
李恪顺着她的目光望向码头：“正因为他们不识字，才更需要你说的那些实实在在的东西。”他顿了顿，“苏姑娘，你知道这十年，爪哇中州的婴儿夭折率下降了多少吗？”
苏月摇头。
“从三成降到一成二。”李恪轻声道，“这背后，是州府推广新法接生、是你们这些医师走村串户宣讲喝开水、是设立防疫药棚。百姓或许说不出大道理，但谁能让他们孩子活下来，他们心里清楚。”
他转头看向苏月：“你代表的不是言辞，是活生生的命。这就够了。”
鸣笛声响起，船靠岸了。
泗水城的辩论场设在露天广场——这里原是每年祭祀海神的场所，如今临时搭起木台。当四位候选人登台时，山呼海啸般的欢呼几乎要掀翻椰林。许多渔民高喊着苏月的名字，挥舞着自制的简陋旗子。
这场辩论的气氛与天枢城截然不同。
当白范黎拿出新式渔网样品，讲解如何织得更密更耐用时，台下渔民们伸长脖子，有人直接喊问：“这网贵不贵？咱们买得起吗？”
当沈文渊展开海图，指出新的渔场位置时，老船长们交头接耳：“那片暗礁区真的能绕过去？”“季风期提前了，这图准不准？”
而当苏月讲述如何防治常见的海上伤病——坏血病、日灼伤、鱼毒中毒——时，台下安静得只剩海风声。她甚至当场演示如何用简单草药制作防暑药包，如何识别有毒海鱼。一个老渔夫颤巍巍站起：“苏医师，您说的那个治风湿的膏药，我老伴用了，真能下床了！”说罢竟要下跪，被旁边人急忙扶住。
轮到李恪时，他干脆走下木台，走到人群中。有老农抓住他的手：“丞相，您去年答应给咱们修的水坝，真的动工了！我儿子就在工地上干活，一天挣三十文，还管饭！”李恪仔细询问水坝进度、工钱是否按时发放、伙食如何。
这场辩论持续了整整三个时辰，太阳从头顶走到西斜。问答不再是单向的宣讲，而是真正的对话。当公孙先生敲响结束的铜磬时，人群仍不肯散去，围着候选人继续询问各种实际问题。
“这才是选举该有的样子。”回船的路上，白范黎感慨道，“在大陆，县令上任，百姓只能跪迎。在这里，他们敢扯着元首候选人的袖子问‘我的田该怎么浇’。”
沈文渊擦拭着额头的汗：“但也更累。每个问题都得认真答，他们真的会记在心里。”
苏月默默点头。她手中多了一包渔民塞给她的咸鱼干，说是自家晒的，一定要她收下。
船继续航行。
第三站，雨林州。湿热的气候让北方来的随行官员颇不适应，但四位候选人坚持深入内陆村寨。在这里，辩论场设在榕树下，听众是赤裸上身的土着猎手、脸上刺青的部落妇人。
语言成了障碍。随行译员努力翻译，但许多概念难以对应。直到苏月拿出银针，为一个患头痛的部落长老施针缓解，疼痛消失的长老瞪大眼睛，突然用生硬的华语说：“你，好！我们，信你！”
这个插曲让所有人意识到：超越语言的，是实实在在的行动。
第四站，盘州工业区。高耸的烟囱、轰鸣的蒸汽机、满身煤灰的工人。在这里，辩论焦点转向工时、工价、工伤保障。白范黎如鱼得水，他能叫出许多老工匠的名字，记得他们擅长的工种。
一位独臂老工匠站起——他在一次锅炉事故中失去右臂。“白首席，您说的那个‘工匠保险金’，真的能让俺这种残废每月领到钱，不给儿女添负担？”
白范黎重重点头：“已经立法了，下个月就开始登记。不仅是工伤，老了干不动了也能领。”
老工匠嘴唇哆嗦，最终只深深一躬。
第五站，珍珠州。满目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