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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她“偶然”听到隔壁院中传来几个男子的粗豪声音，似乎在喝酒抱怨。她借送还借用的箩筐为由靠近，听出是几个退伍的老兵，其中一人腿脚不便，显然是旧伤。
“……当年在安西，跟着裴行俭将军，何等痛快！吐蕃贼子，听见咱唐军旗帜就腿软！现在？”一个沙哑的声音激动道，“府兵田地都被兼并了，朝廷募兵，发的饷钱不够养家，层层克扣！好铁不打刀枪，都拿去给神都的贵人们修园子、铸佛像了！北边突厥、西边吐蕃，虎视眈眈，朝廷却只知内斗，宠信佞幸！我们这些老骨头，除了每月那点可怜的抚恤，谁还理会？”
“王哥，少说两句，隔墙有耳。”另一人劝道，“如今是‘周’不是‘唐’了。武家、李家还有那些新贵张家的官司，咱们平头百姓，掺和不起。只求边疆别再起大战，让孩子们有条活路。”
“活路？”那王哥惨笑，“土地越来越集中在豪族手里，要么租种他们的地，交七八成的租子；要么进城卖苦力，看人脸色。这世道，当兵卖命没出路，种地做工也没出路！听说南方有些地方，活不下去的已经……”
声音低了下去，转为模糊的嘟囔和沉重的叹息。
青鸾默默退回。军心民气，于此可见一斑。昔日横扫四夷的府兵荣耀早已消散，取而代之的是对生计的忧虑和对未来的迷茫。武周政权并未能解决，甚至加剧了土地兼并和军事衰败这两个根本性问题。
她还抽空去了长安城西南的细柳营一带。这里曾是汉代周亚夫驻军之地，如今也分布着一些农田。她以购买新粮为名，与田间劳作的农人攀谈。重点询问了那些“新种子”的情况。
“新种子？”一个老农蹲在田埂上，抽着旱烟，指着不远处一片略显不同的作物，“喏，那边种了点，说是南边传来的‘占城稻’，耐旱，生长期短。去年粮栈的人免费给了些种子让试种，长势是不错，收成也还行。”但他随即摇头，“可这稻米，长安人吃不太惯，觉得不如粟米顶饱，卖不起价。而且种法跟咱老把式不一样，费心。今年粮栈没再免费给种子了，说是要的话，得用粮食换，或者花钱买。咱庄户人，哪有闲钱冒险？”
另一块田里，种植的是华胥通过粟珍阁渠道尝试推广的改良粟种，植株更壮实。耕种的中年汉子倒是有些兴趣：“这粟子确实能多打一点，抗风也好些。但种子贵，粮栈说是海外来的，成本高。除非家里地多，或者跟人合伙，一般人家舍不得全换。再说，多打的那点粮食，交完租，剩下也多不了多少，万一有个天灾虫害，新种子不经折腾，反而赔本。”
青鸾明白了。技术推广的最大障碍，不仅仅是保守，更是小农经济极端脆弱下的风险规避。没有配套的保障（如信贷、保险、收购承诺），任何变革都举步维艰。
汇合与数据
夜幕降临，二人在道观静室再次汇合。桌上已摆好长安墨羽据点送来的、更为系统的情报汇总。
东方墨先说了自己在市井中的见闻：货币紊乱损害商业，权力寻租挤压产业，思想暗流涌动。青鸾则讲述了平民的困顿、老兵的不平、农人的谨慎。
随后，他们一起审视那些数据：
· 人口：长安及京兆府在籍人口较高宗朝后期下降约百分之五，流动人口增加。
· 物价：主要粮食价格指数连续三年上涨，布帛、盐铁等生活必需品价格亦稳中有升。
· 土地：京畿地区约四成耕地集中于不到一成的贵族、官僚、寺院名下，自耕农比例持续下降。
· 漕运：输往长安的漕粮总量，较洛阳为都前下降四成，但关中本地粮食产量基本稳定，略有盈余外调，说明帝国中枢对关中的依赖度降低，但关中自给能力尚存。
· 报灾：近年来关中地区上报的水旱灾害频率并未显着增加，但地方要求减免赋税的奏报增多，可能暗示底层实际承受力下降或吏治问题。
“数据与见闻相互印证。”东方墨指着那些数字，“武周统治下，社会的基本矛盾——土地、负担、吏治——并未缓解，在某些方面（如货币、商业垄断）甚至恶化。但帝国的庞大躯体和惯性，以及关中相对稳固的基础，使得这种恶化是缓慢的、区域不平衡的，尚未到崩溃临界点。”
青鸾点头：“军事上，战力衰退、军心不稳是事实，但庞大军队的框架还在，主要边镇的防御体系尚未瓦解。真正的危机在于，一旦中枢权威出现剧烈动荡，或外敌趁虚发起大规模进攻，这套体系能否有效应对，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至于我们试图推动的改变，”东方墨拿起那份关于农业推广的简报，“如农人所言，缺乏系统性支撑，单靠零星的技术输入和商业渠道，效果有限，且易受挫。这提醒我们，文明的影响，尤其是对深层次结构如小农经济的改变，需要匹配的制度、金融和社会组织创新，远非一日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