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无用’或‘有害’，便无情废弃。这造就了周兴、索元礼、来俊臣们的兴起与覆灭，也造就了无数忠良含冤、朝野恐怖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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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站起身，走到那面巨大的、绘制着华胥十州及已知海域的墙壁前，目光深邃。

    “我们远渡重洋，筚路蓝缕，建立华胥，所追求的，正是要跳出这种循环。”李恪转过身，看向在座的同僚，语气坚定，“我们要建立的，是一个将‘人’本身——其权利、其尊严、其发展——置于核心的文明。法律不是工具，而是所有人和权力都必须遵循的普遍规则；官员不是某个人的‘工具’，而是公共服务者，其权力来源于制度授予，并受制度严格约束；领袖亦非可以随意制造、使用、丢弃‘工具’的绝对主宰，而是制度的执行者与守护者，其权力有边界，任期有期限，决策需受监督。”

    他走回桌边，手指点在那份情报上：“来俊臣的《罗织经》再‘精妙’，也只是服务于恐怖与人治的‘技术’。而我们的《华胥根本法》、诸般律例、监察条例、议事规则，或许繁琐，或许需要不断争论完善，但它们服务的，是公义，是秩序，是长久的安宁与繁荣。我们或许没有一条‘快刀’能像来俊臣那样迅速‘解决’问题，但我们有整套制度去预防问题，去公正地解决问题，去避免任何人成为下一个‘工具’或‘障碍’。”

    李贤眼中露出赞同与深思的光芒：“代理人所言极是。来俊臣的兴亡史，实为一部生动的‘权力工具论’反面教材。它警示我们，任何不受监督的权力，任何仅服务于个人或短暂政治目的‘工具’，无论其初始多么‘有用’，其本质都是易腐坏的，其‘保质期’注定短暂且充满风险。唯有将权力纳入公正、透明、受制衡的制度框架，赋予其服务公益、保障民生的永恒目的，才能获得长久的‘生命力’，也才能真正避免‘人’被异化。”

    李弘道：“应将此案例，连同之前契丹之乱中武氏子弟无能、王孝杰忠勇殉国却难挽狂澜等事例，系统整理，编入高级政务学堂、司法学院及监察院内部培训的必读案例集。让我华胥的 future 执政者、执法者、监察者们，时刻不忘旧世界的教训，警醒自身，巩固我们得来不易的制度基石。”

    冷月也点头：“墨羽外事网络也会持续关注武曌此次清理酷吏后的政策动向。姚崇的谏言被采纳，狄仁杰地位稳固，或许意味着武周在巨大内外压力下，会有一段时间转向相对务实、缓和的统治策略。这对我们通过‘粟珍阁’等渠道施加良性影响、维系贸易与信息往来，或许是一个窗口期。”

    “可。”李恪最终裁定，“此事由李弘总长牵头，李贤首席协助，会同教学部公孙先生，尽快编撰成册。重点剖析其制度根源、人性异化过程及最终反噬后果，与我华胥相应制度设计进行对比阐述。此外，”他看向冷月，“知会外事院陆明远首席与珊瑚首席，加强对武周政局后续研判，尤其是狄仁杰、姚崇等务实派动向，审慎把握交往分寸。”

    议政结束，众人领命而去。李贤回到自己在司法院的办公室，窗外正对着一片小小的庭院，秋菊初绽，宁静祥和。他再次翻开笔记本，看着那些关于来俊臣的笔记，沉思片刻，提笔在末尾写下：

    “案鉴：来俊臣之死，非一酷吏之终，实乃旧式人治‘工具逻辑’一次惨烈的自我演示。其兴也勃，倚皇权之需；其亡也忽，因皇权之弃。法律沦为技术，人性扭曲成魔，公义让位于需。华胥立国，当永以此为戒：法治不彰，则人皆为潜在之‘工具’或‘囚徒’；制度不固，则盛世不过下一次‘清理’前之喘息。吾辈执掌司法，当如履薄冰，守护程序正义之堤坝，使任何权力，皆无法泛滥成灾。”

    笔尖停顿，他望向窗外碧蓝如洗的天空与远方隐约的海平线。万里之外，神都的暴雨、鲜血、怒吼与那枚沉默的墨玉，都已沉淀为历史；而在此处，关于文明另一种可能性的思考与实践，正在阳光下，继续沉着而坚定地展开。两个世界，两种路径，在历史的洪流中背向而行，越走越远，唯有那最初关于“守护”的约定，在时光的冲刷下，显露出截然不同、乃至针锋相对的内涵与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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