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字很简单，一撇一捺。
但陈老师讲得很认真：“人，要站着，要顶天立地地站着。灾难来了，房子塌了，城市毁了，但人还站着。只要人还站着，一切就都有可能。”
孩子们跟着念：“人——”
声音稚嫩，但清晰。
第三堂课，教数学。
简单的加减法，用从废墟里捡来的小石子当教具。三个石子加两个石子，是五个石子。五个石子拿走两个，剩下三个。
“数学是什么？”陈老师问。
孩子们摇头，也许他们会做加减乘除，但这时的他们或许理解不了“定义”这种东西。
陈老师笑着解释道：“数学是秩序。一加一等于二，这是最基础的秩序。世界乱了，但一加一还是等于二。记住这个，就记住了秩序。”
孩子们似懂非懂，但记住了。
课堂每天都在继续。
孩子们的学习进度很慢，营养不良影响注意力，心理创伤影响记忆力，环境嘈杂影响学习效果。但他们在学。
那个五岁的男孩，在第十五天时，终于完整地写出了自己的名字，字写得歪歪扭扭，但笔画都对。他举着写满名字的纸片，跑到陈老师面前，脸上是压抑不住的兴奋。
陈老师接过纸片，看了很久。
然后他摸了摸男孩的头，说：“好字。”
男孩笑了，笑得很灿烂。
第二十天，课堂有了第一个“教学设备”。
一个孩子的父亲，在废墟里挖出了一块白板，白板边缘烧焦了，但中间部分还能用。他又找到了几支白板笔，虽然有些干了，但加点儿水还能写出字。
他把白板送到了礼堂。
陈老师用湿布仔细擦拭白板表面，焦痕擦不掉，但写字区域是干净的。他在白板上写下当天的课程内容：春天。
“春天来了，虽然来得晚，但它来了。你们看窗外——”
孩子们看向窗外。
礼堂破损的墙壁外，废墟的缝隙里，星星点点的绿色正在蔓延。苔藓，野草，不知名的小花。更远处，一棵侥幸存活的槐树，枝头冒出了嫩芽。
“春天是什么颜色？”陈老师问。
“绿色！”孩子们齐声回答。
“春天有什么声音？”
“鸟叫！”
“春天有什么气味？”
这个问题难住了孩子们。他们皱眉思考，努力回忆。
一个女孩怯生生地举手：“有……有泥土的气味。”
陈老师点点头：“对，湿润的泥土的气味。还有呢？”
“有花的香味。”另一个男孩说
“还有阳光的气味，”一个更小的孩子说
“还有还有！晒被子的那种气味。”
陈老师笑了：“都对。春天有很多种气味，每个人闻到的都不一样。但春天确实有气味，就像它确实有颜色，有声音。”
他在白板上画了一个简单的太阳，几朵云，一棵树，树下有几个小小的人影。
“这就是春天。”他说。
孩子们看着那幅画，看着画里那个简单的、美好的世界。
那一刻，废墟似乎暂时退远了……
第一封信送达时，是第二百二十五天。
送信的是一位老人，七十多岁，背着一个磨损严重的帆布包。他从南方来，徒步走了整整两个月，穿越了半个国家。帆布包里装着的不是粮食，不是药品，而是信。
八百多封信。
灾难发生后，几乎所有的通讯都中断了，而书信是最简单，最原始，也是最有效的通讯方式
每一封都写着收信人的姓名、地址。灾难过后，很多地址对应的建筑已经不存在了，很多人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但老人还是来了，一个街区一个街区地走，一栋废墟一栋废墟地问。
“请问，认识张建国吗？住朝阳区三里屯的。”
“李秀英，女，六十二岁，原来在纺织厂工作，有人认识吗？”
“王大空，十岁，应该跟父母在一起，有人见过吗？”
他问得很耐心，声音不大，但足够清晰。听到问题的人，有的摇头，有的愣住，有的眼眶突然红了
第一天，他送出了三封信。
第一封给一个中年女人，信是她丈夫从南方寄来的。丈夫在灾难前去南方出差，躲过一劫，但失去了所有联系。半年来，她给丈夫写了不知道多少封信，丈夫也往北方寄了十七封信，这是第一封送达的。
女人接过信，手在抖。
她不敢马上拆开，把信贴在胸口，抱了很久。然后才颤抖着撕开信封，抽出信纸。信纸皱巴巴的，字迹有些晕染，但能看清。
“亲爱的秀:我还活着，在南方的安置点。每天都会去邮局问，有没有北方的消息。今天终于等到了你的回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