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澳洲“鹈鹕湾”的代表怯生生地说：“我们据点只有八十人，大部分是老人和孩子。如果开战，我们需要派出一半的劳力……那剩下的人可能撑不过下一个冬天。”
格陵兰“冰原哨站”的因纽特长老说得更直接：“我们的祖先在冰原生活了几千年，学会的第一件事就是：不要在暴风雪中盲目前进。有时候等待，让风暴自己过去，是更明智的选择。”
分裂，彻底的。每个据点基于自身情况和价值观，做出了截然不同的判断。
更糟的是，这种分裂开始影响基层。
龙宫军营，晚餐时间。
士兵们默默地吃着配给食物，今天因为备战，额外增加了50克蛋白质和一片维生素。但食堂里的气氛压抑得可怕。
“听说了吗？”一个年轻士兵低声对同伴说，“理事会吵翻了。有人主张打，有人说等死。”
“打？拿什么打？”另一个士兵用勺子戳着盘子里的藻类蛋白块，“我们连去申城都损失了快一半人，现在要去一万米深海打一个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
“可如果不打，等它醒了，我们都得死。”
“打也是死，等也是死，有什么区别？”
“区别在于，打的话至少是站着死。”
“站着死躺着死都是死，我宁愿多活几天。”
这样的对话在军营各处发生。恐惧像病毒一样蔓延，比丧尸病毒更隐蔽，更致命。
陈启明巡视到三号宿舍时，听到了最让他心痛的一段对话。
两个十八岁的新兵，正在收拾行装。
“我把这个留给我妹妹。”一个瘦小的士兵从怀里掏出一块用弹壳打磨的护身符，“她六岁，在幼儿园。如果……如果我回不来，你帮我给她。”
“你自己给。”另一个士兵低着头，“我可能也回不来。我爸妈都死在灾变里，我只有个奶奶，七十三了，在后勤部缝补衣服。我昨天去看她，她眼睛都快瞎了，还在给我补袜子。她说‘小明啊，一定要回来，奶奶等你’。”
他抬起头，眼圈通红：“陈队长，我们……我们真的非去不可吗？就没有别的办法吗？”
陈启明看着这两张还带着稚气的脸，喉结滚动了一下。他想起了李浩然，那个在申城滩头牺牲的十八岁战士。
“我不知道。”他最终诚实地说，“我只知道，如果不去，你们的妹妹，你们的奶奶，可能连现在这样的日子都保不住。那个东西如果醒来，幼儿园，后勤部，龙宫的一切……都会消失。”
他蹲下身，与两个新兵平视：“我父亲牺牲时，我七岁。那时候我也不懂为什么要打仗，为什么要死人。但现在我懂了，有些人冲在前面，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能留在后面。有些人生在和平年代，是因为有人生在战争年代。”
“可是……我怕。”小个子士兵的眼泪终于掉下来。
“我也怕。”陈启明说，“每一次出任务我都怕。但怕不丢人，丢人的是因为怕就不去做该做的事。”
他从口袋里掏出张卫国留下的子弹壳戒指：“看到这个了吗？张老班长，五十七岁，独臂，被感染了，本来活不过两天。但他用最后的时间，救了我们八十七个人。他怕吗？当然怕。但他还是冲上去了。”
他将戒指戴在手指上：“因为这枚戒指不是装饰品，是承诺。承诺我们会站在最前面，承诺我们会把安全留给身后的人。如果连我们都退缩了，那还有谁能站出来？”
两个新兵擦干眼泪，挺直了背。
“我们明白了，队长。”
陈启明拍拍他们的肩膀，走出宿舍。在走廊的阴影里，他靠在墙上，深深吸气。
他也怕。怕得手都在抖。
但他不能让士兵们看到。
不仅仅是军队，民间也出现了分裂。
在龙宫居住区d-12层，一场自发的居民会议正在召开，没有官方组织，只是一群忧心忡忡的普通人聚在一起。
“我儿子在快速反应部队。”一个中年母亲声音颤抖，“他才二十二岁，还没结婚。如果这次出征……我可能再也见不到他了。”
“我丈夫在后勤部，可能不会被派上前线，但要是前线崩溃了，后勤部能安全吗？”另一个女人说，“我女儿才三岁，她甚至没见过真正的太阳。”
一个老人站起来，他是龙宫最早的居民之一，灾变前是中学历史老师。
“我讲个故事吧。1940年，敦刻尔克大撤退，三十三万英法军队被德军围困在海滩上。当时英国首相丘吉尔面临选择：派皇家海军去救，可能损失大量舰船；不救，三十万人就完了。你们猜他怎么选？”
众人沉默。
“他派了所有能动的船，军舰、商船、渔船、游艇，甚至私人小舢板。最后救回了二十一万八千人。那些船主不知道危险吗？知道。但他们还是去了。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