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室里的导播给了她一个特写。
镜头贴近，她在屏幕里微微一怔。
这个问题节目组提前发过来，她也曾在提纲上看过那一行，却刻意没去琢磨“标准答案”。
灯光烫在睫毛上，热意从耳后一路往下滑。
她抬眼，看见远处黑压压的一排机器和提词器，底下观众席稀稀落落的轮廓。
她骤然想起很多年前，警局里那灯光同样白得刺眼的走廊。
自己靠在冰冷的墙上，眼眶红得发疼，喉咙里只有反复的一个念头：不能就这么算了。
也想起后来的夏天，老旧小院里的电风扇吱呀吱呀转，姥姥把一碗绿豆汤推到她手边，缓缓对她说的那些话——
“朝朝，天平不会自己保持平衡，它会被人按住，被权力和关系压弯。
你以前也享受过那些别人没有的便利，只是那时候不觉得不对。因为那不公正，刚好是为你开的门。
今天的痛，不只是为你同学的，也是为你自己第一次被推到门外……”
那些句子沉在她身体里的某个地方，在很多个焦虑失眠的夜晚陪她熬过去……
从看守所里出来，重新起来，她干过餐饮工作、翻译、创业，接触一模一样的条文、一模一样的法律解释，逼自己在每一道习题面前不往“那一晚”去想。
主持人的问题还悬着。
她轻轻吸了一口气，先让自己开口的声音稳下来。
她没有直接去碰那些“宏大词汇”，而是用法语先说了一句：“老实讲，我不太敢替别人定义法律是什么。”
主持人愣了一下，笑意更认真了些：“不敢？”
“是。”她点头，换回更顺的英文，“法律对别人来说是什么，我没有资格代表他们回答——”
“对有些人来说，它可能是职业，是谋生工具；
对有些人来说，是压在身上的一套枷锁；
对有些人来说，它甚至从来没有真正站在他们这一边。”
她停了一下，眼神从主持人的脸上移开，微微偏向灯光之外的某个暗处，宛若在对着更远的地方说话。
“我只能说，对我自己而言，它是什么。我姥姥在世的时候跟我说过，世界从来不是‘好人有好报、坏人受惩罚’这么简单。你看到的那些不公——家世好的孩子拿到机会，被欺负的人被劝‘算了’——其实一直都在。只是有的时候，那扇门刚好为你开着，你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
“直到有一天，你被挡在门外了。”
“你第一次清楚地意识到：原来所谓的规则、程序、证据，并不会天然向着你。它是冷的，是可以被利用的。你很愤怒，也很不甘心。”
她说到这儿，嘴角勾了一下，那弧度很淡，更似是一种自嘲。
“我十几岁的时候，有过一次非常糟糕的经历。”她没有细讲，只用一句极轻的概括带过去，“那一次，让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怀疑：法律是不是只为有权有势的人服务。”
“我当时用的词很简单——觉得这个东西‘不干净’。”
主持人没有插话。
现场观众席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安静下来，只剩下灯具运转时低低的嗡嗡声。
“那段时间，我很想彻底离开这一套东西。我觉得，如果法律不能保护最脆弱的人，那我学它还有什么意义？我是不是应该去做别的，更直接、更有力的事。”
“是我姥姥把我拉回来。她跟我说，真正决定你成为什么样的人，不是你读了什么书，而是当你知道这个世界不公平之后，你选择往哪儿走。”
“你可以因为愤怒，去变成另一个利用规则的人；
也可以因为愤怒，走进规则，把那一点点不公记在心里，让它变成你坚持的理由。”
“她说，‘正义有时候不是当下的胜利，而是几十年后你依旧能坚定地说一句：我没有放弃过。’”
她把那句中文在心里又默念了一遍，才抬眼，看向镜头。
“所以如果一定要给一个答案……”她换成更平实的英语，吐字一字一顿，“法律，对我来说，不是一个已经实现了的东西。”
“它不是时刻都站在我这边的英雄，也不是冰冷完美的天平。它更像是一条，我自己选的路。”
“这条路上有很多妥协，很多灰色，也有很多我看不惯、却一时改变不了的事。可唯一能由我决定的，是……在这些选择里，我尽量不出卖自己的底线。”
“换句话说，它给我的，不是‘永远不会受伤’的安全感，而是一种即使在受伤之后，我依然可以问心无愧地活下去的可能性。”
“你可以说这是一个很个人、很狭隘的定义。我不敢保证我做的每一件事都足够聪明、足够正确，甚至也不能保证我的每一条合约建议，在十年后看起来还完全站得住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