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砚秋沉默片刻：“值得，但我担心的是??没人看。”
“那就让更多人看到。”方盛语气平静，“我们可以不做首映礼，不去争黄金档期，但我们可以在一百个县城影院包场，请当地教师免费观影；我们可以把影片剪成三十分钟教育短片，放进全国中小学网课系统；我们甚至可以联合公益组织，每卖出一张票，捐出五元用于乡村数字教学设备采购。”
他看着镜头，一字一句地说：“我不指望它赚大钱。我只希望，当十年后有人回顾这个时代，能记得还有这样一群人，曾在无人知晓的角落，点亮过微弱的光。”
直播间陷入短暂寂静，随后弹幕如雪崩般涌来：
【我愿意买票。】
【我也想去那样的学校支教。】
【原来电影真的可以改变现实。】
程砚秋摘下眼镜，揉了揉鼻梁，最终说：“或许……是我太悲观了。”
这场对话成为年度最具影响力的行业思辨事件之一。多家媒体跟进报道，《人民日报》文化版刊发评论员文章：“当商业逻辑遭遇人文关怀，我们不应急于评判孰优孰劣，而应思考：一个健康的文化生态，是否容得下不同的声音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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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中旬，《潮汐》正式杀青。彭树良在微博发布一张黑白剧照：方盛站在海边，背影佝偻，手中握着一部老旧的手机，屏幕亮着，显示“直播中”。配文写道：“这是我从业三十年来，第一次觉得，电影不只是艺术，也是桥梁。”
影片随即进入后期制作阶段。与此同时，柏林电影节传来消息：《潮汐》入围新生代单元，并受邀参加“亚洲新力量”特别展映。
更令人意外的是，国家农业农村部主动联系华璨，提出合作意向：“希望以《潮汐》为蓝本，策划‘乡村振兴?数字赋能’主题推广活动，覆盖全国两千个试点村落。”
方盛得知后并未惊讶。他知道，当一部作品足够真诚，它就会自动找到它的使命。
而在内部，华璨正悄然推进一项秘密项目??“破壁者计划”。
这不是对外公布的任何一项业务，而是方盛建立的一个内部创作小组，成员由七位经历过行业打压、曾被封杀或边缘化的前编剧、导演、制片人组成。他们有一个共同任务：撰写一部名为《光影之下》的电影剧本，直指娱乐圈潜规则体系??选角交易、数据造假、资本操控、舆论围猎、艺人奴役式合约……
“这不是复仇。”方盛在首次会议上说，“这是清算。我们要把那些藏在合同附件里、饭局酒杯间、微信语音背后的真相，一条条挖出来，摆在阳光下。”
有人担忧：“这会让我们成为众矢之的。”
“我们早就是了。”方盛淡淡道，“但这一次，我不想再被动挨打。我要主动出击。”
剧本以一起虚构的“顶流女星坠楼案”为引子，层层揭开一个由资本、平台、经纪公司、水军集团共同构建的利益链条。剧中角色原型隐约可辨，却又无法对号入座，正是这种“似是而非”的真实感，让它更具穿透力。
三个月后，《光影之下》完成初稿。方盛亲自执笔修改了最后一幕：一位年轻记者冒着被全网封杀的风险，将证据材料上传至区块链存证平台，画面定格在鼠标点击“确认发布”的瞬间，字幕缓缓浮现：
**“有些真相，注定不会出现在热搜榜首。但它存在于时间之中。”**
他合上笔记本，对团队说：“准备立项。不对外公布，不接受投资，全部自有资金运作。拍摄过程全程加密，所有素材分段存储，任何人不得擅自调取。”
陆雨淙听完汇报，沉默良久，终于开口：“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一旦曝光，不仅是行业地震，还可能引来法律诉讼、人身威胁。”
“我知道。”方盛望着窗外，“但我更知道，如果我们这一代人不说，下一代人还会继续被困在同一个循环里。”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放出来？”
“等时机成熟。”他轻声说，“等人们不再害怕说真话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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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初，“星辰计划”第二批新人导演名单公布。这一次，十位入选者中，有三位来自基层文化馆，两位是聋哑学校的艺术教师，还有一位是服刑人员家属，其剧本讲述监狱改造与家庭重建的故事。
舆论再度哗然。
批评声如潮：“这是慈善还是拍电影？”
支持者反驳：“谁规定创作者必须出身名校、人脉通天？”
华璨未作回应，只在官网更新了一句新标语：**“每个人都有讲述的权利。”**
与此同时，《信号》开启小范围点映。首站设在云南那所山村小学，村民们早早聚集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