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沅心中死灰复燃。她变卖仅剩的一支金簪，写好状纸，清晨跪在河南府衙前。可接状的官吏一看被告是杨乾夫，便皱起眉——杨乾夫如今已是洛阳城有头有脸的富绅，与官府往来密切。案子转了几手，最后以“证据不足，亡夫文书俱全”驳回，反训斥阿沅“不安于室，滋事扰讼”。
阿沅不服，再告。这次杨乾夫早有准备，买通当年作证的乡老、邻人，甚至那个户曹杨三也出具了“当年确收到阵亡备案”的文书（自然是伪造的）。更狠的是，杨乾夫反诉阿沅“侵吞家产、诬告亲夫”，堂上拿出精心制作的假账，竟显示阿沅这几年偷偷变卖家产。
这一次，阿沅被打了二十大板，抬回家时，杨乾夫站在院中冷笑：“再敢生事，送你进疯人塔。”
就在阿沅绝望之际，河南府换了新尹。崔碣的名字，随着他上任后连破几桩积案而传遍洛阳。此人有个特点：凡遇喊冤者，必亲自听诉。
阿沅拖着未愈的伤，第三次跪在衙门前。这次，状纸直接送到了崔碣案头。
崔碣细读状纸，又调阅前两次审案卷宗。疑点太多了：王可久“遗书”笔迹为何与过往商契上的完全不同？既认定死于盗匪，为何无仵作验尸记录？杨乾夫一个占卜师，接手如此巨产，为何账目做得天衣无缝，像是早有准备？
他未立即升堂，而是换了便服，走访王宅旧邻。有个卖胡饼的老汉说：“王掌柜出门前，还跟我定了一筐芝麻，说回来做茶点。那样一个人，怎会提前写什么遗书？”茶馆伙计回忆：“杨先生婚前常来打听王家事，问得可细了。”
崔碣又暗访杨乾夫的过往，发现此人早年间就有勾结讼棍、设计夺产的前科，只是苦主多是外乡人，乱世中无处伸冤。
最关键的突破来自那个户曹杨三。崔碣派人将其单独传唤，不问他案情，只查他经手的庞勋之乱阵亡名录。杨三心虚，在严查下终于招认：他根本未见过王可久的备案，全是堂兄杨乾夫指使作假。
惊堂木响，全案重审。崔碣当堂质问杨乾夫：“你说王可久死于盗匪，尸骨无存。哪股盗匪？何时何地？可有人证？既无尸首，你那‘遗书’从何而来？”一连串问题，问得杨乾夫冷汗涔涔。
伪造的文书、串通的证供，在崔碣抽丝剥茧的盘问下漏洞百出。此时，衙役带上一个人——正是王可久！原来他当年确遭乱兵所掳，腿被打伤，流落异乡，九死一生才逃回洛阳。因伤残自卑，又听闻妻子已改嫁、家产易主，心灰意冷栖身破庙，直到官府找到他。
夫妻堂上重逢，抱头痛哭。杨乾夫瘫软在地，陡然嗫嚅：“卦象……卦象明明是那么显示的……”
崔碣判决：杨乾夫设计谋产、伪造文书、勾结官吏，数罪并罚，流放岭南；一干涉案人等各受严惩；王家产业悉数归还。
案子传开，洛阳百姓拍手称快。崔碣却无喜色，退堂后对幕僚道：“此案最可怖处，不在杨某之恶，而在整套伪证竟能层层通关——若无官吏麻木，若无邻人沉默，他岂能得逞？”遂整顿吏治，设鸣冤鼓，亲阅诉状。
阿沅与丈夫团聚后，将王家老宅一半捐出，设为收容战乱离散之人的善堂。开张那日，崔碣题匾“归处”二字。有书生问其意，崔碣言：“世道再乱，人心该有归处；冤情再深，公道该有归处。这‘归处’二字，便是文明不至于沦为荒野的底线。”
后来崔碣调任他处，洛阳百姓送行十里。车马远行时，他回头望见城郭，想起王可久夫妻重逢时的泪水，忽然明白：为官者最重的功德，或许不是造多少楼台，而是让那些被时代巨轮碾碎的普通人，还能在瓦砾中找到失散的掌纹，还能相信——黑夜再长，总有人为你留一盏彻夜不熄的灯。
真正的盛世气象，不在楼宇高耸，而在最卑微者的冤屈必有回响。正义有时会迟到，但它必须有一双永不疲倦的耳朵，时刻倾听那些被喧嚣淹没的哭泣——因为每一滴无声的眼泪，都可能是一个世界的塌陷。守护这些微弱的声响，便是守护文明最后的防线。
9、赵和
咸通初年的江阴县，百姓间流传着一句话：“有冤莫慌，去找赵郎。”这赵郎便是县令赵和，以明察善断着称。他审案有个特点：重情理更重实据，善从细微处见真章。因政绩卓着，接连被调往繁难大县任职，所到之处，积案为之一清。
这年秋收后，楚州淮阴发生了一桩蹊跷的田产纠纷。
淮阴东村有两户相邻的农家，姑且称为东邻和西邻。东邻是个本分人，守着祖传的几百亩良田，春种秋收，日子殷实。西邻则精明活络，不仅种田，还做些买卖，家境更富。
这年开春，东邻想扩大田产，看中了邻村一片沃土，需钱百万。他手头现钱不足，便以自家田契为抵押，向西邻借了百万钱。借钱那日，两人请来里正作证，白纸黑字写明了：借款百万，以田契为质，来年此日，连本带利赎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