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贯。”文宗放下酒杯，“够关中一户农家半年口粮。朕听说，有些人家为了置办这么一件‘时兴’布衫，竟要节衣缩食数月。”
大殿里鸦雀无声。那些穿着昂贵桂管布的臣子，纷纷低下头。
“夏侯卿，”文宗看向坐在末席的夏侯孜，“你那件穿了四年的布衫，今日可穿来了？”
夏侯孜起身：“回陛下，正穿着。”
“给诸位看看肘部。”
夏侯孜抬起手臂，两个补丁清晰可见。针脚细密，用的是同色粗线。
文宗环视众人：“一件布衫，有人穿的是风气，有人穿的是面子。唯有夏侯孜，穿的是本心。”
那夜宴散，月光满地。夏侯孜步行回家，粗布衫在春风里微微飘动。路过西市，听见布庄里还有人在讨价还价：“我要最厚的桂管布！听说夏侯拾遗那件就是这种……”
他笑了笑，继续往前走。衣衫的补丁摩擦发出细响，像极了幼年时，母亲在灯下纺线的声音。
很多年后，夏侯孜官至宰相。离京赴任那天，行李中依然有那件补了又补的桂管布衫。送行的年轻官员好奇地问：“相国还留着它？”
“留着。”夏侯孜说，“官越做越大，越需要它提醒我：你从何处来，该往何处去。”
马车远去，尘土飞扬。那件旧衫静静躺在箱笼最上层，在颠簸中轻轻摩擦箱壁，仿佛还在诉说一个简单的道理：这世上最坚固的衣服，不是绫罗绸缎，是始终如一的初心；最体面的装扮，不是追随潮流，是守住自己的本色。
潮流易改，本色难移；浮华易逝，初心长存。一件粗布衫能成为朝堂风尚，不是因它本身珍贵，而是因穿着它的人心中有尺、行事有度。真正的榜样力量，从不在于外物模仿，而在于精神传承——当人人都追求外在的形式时，那些坚守内在质地的人，反而成了时代最醒目的坐标。
6、裴坦：一堂嫁妆见家风
杨收和段文昌同年拜相，又同样以奢华闻名长安。他们的府邸隔着一条街，却仿佛在暗地较劲——今日杨家宴席用了南海珊瑚屏风，明日段家就摆出西域琉璃盏；杨家的歌伎穿着蜀锦裁的新衣，段家的乐工就奏起新谱的霓裳羽衣曲。
这年春天，两家终于不必再较劲了——杨收的次女许给了裴坦的长子。裴坦时任刑部侍郎，虽官职不低，却以俭朴着称，与杨、段二人恰成对比。
婚期定下后，杨府开始了长达三个月的准备。杨夫人亲自监督，嫁妆单子写了三卷：金器一百二十件，银器二百件，玉器五十件，绸缎三百匹……这还不算那些精巧的日常用具——银妆匣、金脸盆、玉柄拂尘，连剔牙的签子都是象牙的。
“会不会太过了？”杨收某日看着堆积如山的箱笼，难得地问了一句。
夫人嗔道：“咱们就这一个女儿嫁在京城，难道要让她被裴家看轻？何况段家上月嫁女，那排场你又不是没见。”
杨收想了想，也是这个理。裴坦虽然官声好，但终究清贫，女儿带些嫁妆过去，日子也好过些。
婚前三日，嫁妆陆续抬往裴府。长安百姓挤在街边看热闹，整整抬了一天还没完。有人数了数，光抬箱笼的脚夫就雇了八十人。
最后一抬进门时，裴坦正下朝回来。他在门口站住，看着院子里堆积如山的箱笼，眉头渐渐皱紧。
“父亲。”长子裴勋匆匆迎来，脸上有喜色也有不安。
裴坦没说话，径直走向那些打开的箱笼。金碗银碟在夕阳下闪着刺眼的光，绫罗绸缎堆得像小山。他拿起一只金酒壶，又放下；摸了摸那匹据说价值千贯的蹙金绣，手指像被烫到似的缩回。
“关上。”他对管家说，“全部抬到西厢锁起来，一把钥匙给我，一把给少夫人。没有我的话，谁也不许动。”
满院仆役愣住了。裴勋张了张嘴，终究没敢说话。
次日就是婚礼。仪式照常举行，裴坦对杨氏女客客气气，该有的礼数一样不少。只是宴席比预料中简单许多，六菜一汤，酒也只是普通的米酒。杨收心里有些不快，但想也许是亲家俭朴惯了，也没多说。
三朝回门后，裴坦把儿子和新妇叫到书房。
书房里只有一桌一椅两书架，墙上挂着一幅字：“俭以养德”。裴坦让新妇坐下，自己却站着。
“孩子，”他的声音很温和，“你进裴家门三日了，觉得裴家待你如何？”
杨氏女低头：“公婆待儿媳极好。”
“那裴家的日子，比起杨家呢？”
杨氏女犹豫了一下：“简朴许多。”
“是啊，简朴许多。”裴坦走到窗前，“你父亲和我同朝为官，他是宰相，我是侍郎。他年俸比我多三百石，可你知道为什么裴家还能有些积蓄，杨家却月月亏空吗？”
不等回答，他继续说：“因为你父亲花一千贯买一匹绣缎时，我在捐五百贯修县学；他宴客用南海鱼脍时，我在给灾民施粥。不是裴家比杨家富有，是裴家知道什么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