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易之皱着眉来到尚未收拾完毕的大堂。晨光熹微中，只见那面最醒目、最为他得意的红粉主墙上，赫然有一行巨大的字迹，墨色淋漓，仿佛是以最粗陋的刷帚，蘸着最浓的墨汁挥就。那字铁画银钩，力透“墙”背，与这满室精工细作的奢华格格不入，只有三个触目惊心的大字：
能得几时？
张易之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昨夜最后的宾客是谁？谁敢开这等晦气的玩笑？他环视噤若寒蝉的仆役，厉声道：“还愣着干什么？刮了！用同样的红粉，给我补得天衣无缝！”
墙面被小心刮去一层，重新调色补好，光洁如新。张易之盯着那面墙看了半晌，冷哼一声，将此事归为某个失意政敌的拙劣恐吓。
然而，第二日清晨，同样位置，同样笔迹，“能得几时？”四字（注：原文为“能得几时”，此处为突出视觉冲击与反复出现的核心诘问，保留四字，与古文记载的三字略有不同，本质意涵一致）再次出现，墨色似乎更浓，笔画更加狂放，像一声更响亮的冷笑。
张易之背脊窜起一丝凉意，旋即被更大的怒火淹没：“再刮！加派人手，夜里给我守住了！”
第三日，字迹如期而至，守夜的仆役赌咒发誓彻夜未眠，未曾见到任何人靠近。
第四日，第五日……无论加派多少守卫，无论将墙面刮去多厚，甚至尝试在墙前竖起屏风，那幽灵般的诘问总能在次日清晨，清晰地、嘲讽地出现在最显眼的地方。仿佛那不是写在墙上，而是直接烙在这座华丽建筑的魂魄里。府中开始流传低语，说夜里听见若有若无的叹息，看见模糊的影子在墙前晃动。恐惧像地下的暗流，在仆役间蔓延。
张易之从暴怒到惊疑，再到一种被无形之物盯上的烦躁。他站在墙前，第六次或第七次看到这如影随形的四字，脸色在琉璃窗透过的光里明明灭灭。他忽然笑了，那笑容里没有温度，只有属于得势者的骄狂与对未知的最后挑衅。他取过一支笔，并非刮去字迹，而是在那行“能得几时？”的下面，以同样浓墨，用力地写下五个大字：
一月即令足。
写罢掷笔。他对着虚空，也像对自己说道：“这般极乐，便只得一月，也足够了！鬼魅又能奈我何？”
说来也怪，自那日后，墙上再未出现新的字迹。那行“能得几时？”与张易之的“一月即令足”并排留在墙上，无人再敢去刮。张易之索性也不再修补，每每宴客，便指着那字迹，洋洋自得地讲述自己如何“镇住了邪祟”，语气中满是战胜了某种不可言说之物的炫耀。宾客自然附和，称赞张公胆气超群，连鬼神亦要退避。只是许多人低头饮酒时，眼中会闪过难以名状的复杂神色。
大堂依旧夜夜笙歌，红粉壁、文柏柱默默见证着比以往更甚的挥霍与放纵，仿佛张易之用那句“一月即令足”，提前透支了所有的未来。
半年后，神龙元年正月，宰相张柬之等人发动政变，武则天退位，中宗复辟。清算随即开始。曾权倾朝野的张氏兄弟，顷刻间从云霄跌落。张易之与张昌宗在逃窜中被杀，首级悬于天津桥。那座奢华无匹的府邸被查抄、籍没，充入官产。
当查封的官吏踏入已是一片死寂的“大堂”时，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主墙上那两行遥遥相对的字迹——“能得几时？”墨色森然如昨；“一月即令足”，笔迹犹带骄狂。只是此刻看来，那下面的回应，不再像是一种胜利的宣言，倒像是一句精准而残酷的谶语，为这半载浮华，画上了仓促的句点。
张易之的故事，犹如一面警世的铜镜。它照见的并非虚无的鬼魅，而是骄狂人性在迷失时，对危险警示的刻意漠视与扭曲解读。那座用民脂民膏堆砌的“大堂”，和墙上的无声诘问，共同构成了历史对一个时代的质询：建立在浮沙之上的荣华，究竟“能得几时”？真正的满足与稳固，从不在于对物质的穷奢极欲与对权势的肆意挥霍，而在于脚踏实地的创造、问心无愧的担当，以及与正道同行的心安。这故事提醒我们，当灵魂迷失在欲望的幻象中时，或许最该倾听的，恰恰是那些被我们斥为“异样”的、来自良知或规律的声音。
9、郑蜀宾
长寿年间，洛阳文人的圈子里流传着一个名字：郑蜀宾。这位荥阳来的老先生，写得一手极好的五言诗，用词清峻，意境深远。可惜他的诗名，似乎总被圈在那方小小的书斋里，没能传到该听见的耳朵中。
岁月就这样在纸墨间流走了。当年与他论诗的少年郎，不少已成了地方大员；昔日把酒唱和的友人，有的告老还乡，有的早已作古。只有郑蜀宾，头发从乌黑等到花白，从花白等到全白，腰背渐渐佝偻，那双看惯了诗稿的眼睛也开始昏花，等待的那纸任命，却迟迟没有来。
直到那年冬天，消息终于来了——他被授予江左某县县尉，一个最基层的官职。送信的吏员语气平淡，仿佛递来的不是盼了一生的仕途起点，而只是一封寻常公文。
亲朋们张罗着要为他饯行。地点选在上东门外的长亭，那是无数人离京赴任、无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