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唐！”李虚把文书往石桌上一拍，酒碗都震得晃了晃，“这佛堂是乡亲们凑钱盖的，说拆就拆？还只给三天，当我新息县是面团，想怎么捏就怎么捏？”他本就喝得有几分醉意，此刻被这苛刻的期限一激，倔脾气彻底上来了。
当天下午，李虚就把全县的胥正都叫到了县衙。胥正们以为是要商量拆佛堂的事，个个都揣着小心思——有的怕得罪朝廷，有的怕惹乡亲们不满，还有的想着趁机捞点好处。可没想到，李虚往堂上一坐，第一句话就是：“从今天起，谁要是敢在咱新息县拆佛堂，不管是官差还是百姓，就地处死！”
这话一出口，满堂胥正都惊得张大了嘴。有个胆子大的胥正小心翼翼地劝：“大人，这可是朝廷的敕令，咱们抗命，怕是……”
“怕什么？”李虚眼睛一瞪，手里的惊堂木“啪”地拍下，“朝廷的敕令是死的，人是活的！三日期限？我偏不遵！他州里要怪罪，尽管冲我来，别连累了百姓！”
胥正们见李虚态度坚决，没人再敢多言。消息传到各村坊，乡亲们都松了口气。那些原本担心佛堂被拆的老人，提着自家酿的米酒、蒸的馒头往县衙跑，想谢谢李虚，可他都闭门不见，只让衙役传话说：“我不是护着佛，就是不服这口气。”
确实，李虚这辈子没信过佛。他年轻时在军中待过，见惯了刀光剑影，总觉得那些佛像、经卷都是骗人的。他保下佛堂，不过是赌气——赌州里不敢真拿他怎么样，赌自己这倔脾气能扛过朝廷的敕令。事后，他早把这事抛到了脑后，依旧每天喝酒，处理公务时还是那副说一不二的倔模样。
转眼过了一年多，开元十七年的初夏，李虚突然病了。一开始只是觉得浑身乏力，吃不下饭，他以为是酒喝多了伤了身子，没当回事，依旧每天喝两小碗米酒。可没过几天，病情就重了，高烧不退，躺在床上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县衙里的医官来了好几拨，开了不少药方，可喝下去都不见效。
到了第五天早上，李虚的妻子王氏正端着药碗要喂他，却发现他已经没了气息。王氏当场就哭倒在地，衙役们赶紧去报给李虚的老母亲——老太太今年六十多岁，眼睛有些花，耳朵也不太好使，可听到儿子没了的消息，瞬间就哭出了声，拄着拐杖踉踉跄跄地跑到内院，摸着李虚冰冷的手，哭得撕心裂肺。
当时正是六月，天热得厉害，太阳一晒就能把人烤得冒油。按照当地的习俗，人死后得停灵三日，可李虚的尸体才放了一天，就开始有了些异味。医官怕尸体腐烂，劝王氏早点装棺入殓，王氏没办法，只能点头同意。
第二天一早，乡亲们都来帮忙，准备把棺材抬去城外的祖坟下葬。李虚的老母亲和十岁的儿子李二郎围着棺材哭，王氏红着眼眶，一边给帮忙的乡亲们递水，一边强撑着安排后事。哭到半夜，众人实在累得不行，就坐在院子里歇着，只有老太太还趴在棺材边，小声地念叨着李虚的小名。
忽然，老太太停住了哭声——她好像听到棺材里有声音，“沙沙”的，像是有人用指甲在抓木头。她愣了愣，以为是自己老糊涂了，听错了，可过了一会儿，那声音又响了起来，而且越来越清楚，“嘎啦嘎啦”的，听得人心里发毛。
“你们听，是不是有声音？”老太太抬起头，对着院子里的人喊。众人一开始还以为是老鼠在棺材里作乱，可仔细一听，那声音分明是从棺材里面传出来的，而且很有节奏，不像是老鼠能弄出来的动静。
李二郎吓得躲到王氏身后，王氏也慌了神，拉着儿子就要往外跑。乡亲们也都站了起来，有的说“怕是闹鬼”，有的说“赶紧找道士来看看”，乱作一团。只有老太太没走，她拄着拐杖，走到棺材前，声音有些发抖却很坚定：“快，把棺材打开！我儿还活着！”
“老夫人，使不得啊！”有个年长的乡亲赶紧劝，“现在天这么热，棺材打开了，大人的尸体要是坏了，可就没法下葬了！”
“我不管！”老太太急得跺了跺脚，眼泪又流了下来，“那是我儿的声音！他还活着，你们快打开棺材！要是出了什么事，我担着！”
众人见老太太态度坚决，又想起李虚平日里虽然倔，却也没少为乡亲们办事，便不再犹豫，找来了撬棍，合力把棺材盖撬开了。棺材盖刚一打开，众人就惊呆了——李虚居然睁着眼睛，虽然脸色苍白得像纸，嘴唇干裂，可胸口明显在起伏，而且他的手还在微微动着！
“儿啊！”老太太一下子扑了过去，抓住李虚的手，哭得更凶了。王氏也赶紧跑过来，让衙役去请医官，又让人端来温水，一点点喂给李虚喝。
过了半个时辰，李虚终于缓过劲来，能开口说话了。他声音沙哑，断断续续地跟众人讲起了自己“死”后的经历——
那天他感觉自己的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