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开元年间，长安城里有个叫郑虔的官员，日子过得像首潇洒的诗——他诗写得好，画也画得妙，还特别爱喝酒，喝到兴头上，能就着月光在墙上题诗作画，连皇帝都夸他“旷达”。玄宗喜欢他的才华人品，想让他进郎署当大官，又觉得他性子太散，不爱管琐碎事，便特意设了个“广文馆”，让他当博士，专门教那些有才华的读书人。
这广文馆一设，郑虔的名声更响了。每天来拜访他的人挤破了门，不是写得一手好字的书生，就是能吟诗作对的才子，连一些王侯贵族，都愿意来跟他喝两杯，听他聊诗画。
有一天，一个穿得半旧长衫的中年人，拎着个布包，怯生生地站在广文馆门口。这人叫郑相如，是沧州来的，要进京考进士。他早就听说郑虔的大名，又因为同姓“郑”，便想借着“宗亲”的名义，上门拜访，说不定能讨些指点。
郑虔听说有同姓的老乡来，便让人把他请了进来。一见面，郑虔见郑相如头发有些花白，衣服也洗得发皱，看着老气横秋的，心里便没太当回事，只随便跟他认了“叔侄”，聊了几句家常，就把他打发走了。
过了几天，郑相如又来拜访。这次郑虔正好没客人，便单独陪他坐着。闲聊间，郑虔随口问了句：“贤侄这次来京考进士，平日里都钻研些什么学问啊？”
没想到郑相如笑了笑，语气不卑不亢：“叔叔您还不了解我，把我当普通人看待了。可这人啊，往往是不能只看表面的。既然您问了，我就实话说——我要是生在孔子那个年代，在孔门弟子里，能排进‘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就算跟子游、子夏比，也能在他们之上；而叔叔您要是在孔门，恐怕还进不了‘四科’呢。不过我生不逢时，现在只能考个进士，混个寻常官职，平日里也只能藏起锋芒，不显眼罢了。”
这话一出口，郑虔吓了一跳——他这辈子见多了自夸的人，可从没见过这么敢说的！他连忙坐直身子，语气也郑重起来：“贤侄这话可不能随便说，你得跟我好好说说，为什么这么讲？”
郑相如喝了口茶，缓缓开口：“孔子说过，‘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意思是就算周朝之后，过一百代，天下的事也能预见。我也能预见这些事。就说咱们现在吧，国家到开元三十年，肯定要改年号；再过十五年，天下会有大难，到时候……”
他顿了顿，眼神里多了几分凝重：“到时候，长安城里会乱起来，百姓要遭罪，连皇帝的安稳都保不住。叔叔您现在名声大，又受皇帝喜欢，可真到了那时候，得早做打算，别卷进风波里。”
郑虔听得心里发沉——他知道郑相如不是胡说，因为郑相如接下来又说了几件事：比如哪个地方会闹旱灾，哪个官员会被贬职，说得有鼻子有眼。没过多久，那些事竟真的一一应验了！
这下郑虔彻底服了，再也不敢把郑相如当普通老乡看待。他特意把郑相如留在广文馆，每天跟他一起喝酒聊天，听他讲天下大势，讲古今得失。郑相如也不藏着掖着，把自己的学问、见识都跟郑虔分享，还劝他：“叔叔您有才，可别只醉心诗画，得多想想以后的事。广文馆里都是有才的年轻人，您多教他们些实在的道理，将来不管遇到什么事，他们也能有个立身之本。”
郑虔听了他的话，开始在教学时多讲些经世济民的学问，不再只聊诗画。那些学生也觉得受益良多，对郑虔更敬重了。
后来，郑相如参加进士考试，果然考中了。可他没像其他人那样，想着在京城谋个好官职，反而主动要求去地方上做官，而且选的还是偏远的荆州。郑虔不解，问他为什么。
郑相如笑着说：“我早就说过，我要‘销声晦迹’。京城虽好，可风波也多，不如去地方上，实实在在为百姓做点事，也能避开将来的大难。叔叔您要是信我，等开元三十年改了年号，也尽量想办法离开长安，去个安稳的地方。”
郑虔虽然舍不得离开长安，可心里记着郑相如的话。开元二十九年，玄宗果然下旨，说开元三十年改元“天宝”。郑虔想起郑相如的预言，心里更慌了，开始暗中为离开长安做准备。
天宝十四载，安禄山叛乱的消息传到长安，京城瞬间乱了起来。郑虔因为之前有准备，带着家人一路南下，投奔了在荆州做官的郑相如。而那些没来得及逃走的官员，很多都被叛军抓了去，下场凄惨。
到了荆州，郑虔见到郑相如，感慨万千：“贤侄啊，要不是你当初提醒我，我现在还不知道在哪儿呢！我以前总觉得你老气横秋，没想到你竟有这么大的本事！”
郑相如笑着摇头：“叔叔您太客气了。我哪有什么本事，不过是比别人多读了些书，多想了些事罢了。其实人这一辈子，重要的不是名声有多响，职位有多高，而是能看清形势，守住本心——知道什么时候该进，什么时候该退，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
在荆州的日子里，郑虔不再像以前那样闲散，他跟着郑相如一起，帮着地方官安抚百姓，教孩子们读书，有时候还会写些诗，记录下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