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基大典的兴奋与新鲜感逐渐沉淀后，坐在那张宽大冰冷的龙椅上，朱载坖感受到的，更多是前所未有的重压与如履薄冰的惶恐。
他确实做不到像他父亲那样，哪怕二十年不出西苑，依然能通过密奏、厂卫和炉火纯青的权术，将整个帝国牢牢掌控在掌心。
他需要依靠大臣，需要看见他们，听见他们，需要那种仪式性的朝会来确认自己的权威和帝国的运行。
恢复朝会，于公是勤政的表示，于私，或许也是他内心不安的一种外在投射——他需要被看见，也需要看见。
对于陈恪，他的感情极为复杂。
在他还是裕王时，陈恪作为“讲读”之一，其渊博的见识、新颖的观点、以及对经史别开生面的解读，尤其是那些关于海外风物、地理天文、乃至火器兵法的讲述，曾极大地开阔了他的眼界。
在他心中，陈恪是与高拱不同的另一种“师父”，高拱教他的是治国理政的章法、是圣贤之道，而陈恪带给他的，则是一个更广阔、更鲜活、也更具冒险色彩的世界图景。
他内心深知陈恪的才华卓绝，弃之不用，于国而言无疑是巨大的损失。
开海之利、上海之富、新军之强、石见银矿之获，这些实实在在的功绩，都是陈恪能力最好的证明。
然而，父皇临终前那张纸条背面的名字，以及那句沉重如山的嘱咐——“此人，你能不用，便不用”——时时刻刻在他耳边回响。
父皇剖析陈恪时那种混合着欣赏、忌惮与深深忧虑的眼神，他至今难忘。
父皇说得对，陈恪所思所想，所行所为，确实常常“天马行空”，超出常人甚至超出他这位皇帝的理解范畴。
他重用高拱、赵贞吉、张居正，哪怕他们之间有矛盾、有算计，但大体上，朱载坖觉得自己能明白他们在想什么，要什么，边界在哪里。
可陈恪……他看不透。
将这样一柄不知何时会脱手，甚至可能伤及自身的“绝世神兵”束之高阁，或许是眼下最“安全”也最符合“孝道”的选择。
他无法，也没有必要向高拱或其他任何人详细解释先帝的嘱托和自己的恐惧，只能将这一切深埋心底，用沉默和模糊的处置，来应对各方的疑问。
而身处漩涡边缘却始终被瞩目的陈恪，对于自己未能重返中枢的境遇，反应却出人意料的平静，甚至可以说，是漠然。
他并未如外界猜测的那样，感到失落、愤懑，或急于活动谋求起复。
相反，在参加完必要的丧仪和新皇登基大典后，他大部分时间都安静地待在京城那座略显空荡的靖海侯府邸中，读书、写字，偶尔接待几位真正知交的拜访，神色间并无多少波澜。
唯有在离开北京前，他去了一趟内阁首辅值房，拜会了高拱。
值房内，炭火正旺，驱散了早春的寒意。
高拱比起几年前更显清瘦，但眉宇间的刚毅与自信却更加凸显，那是大权在握、正准备一展抱负的人才有的精气神。
他见到陈恪，很是热情，亲自起身相迎，屏退了左右。
“子恒来了，坐。”高拱指着下首的椅子，语气亲近中带着几分前辈的关怀，“陛下初登大宝，百废待兴，千头万绪，这些日子真是忙得脚不沾地。你的事，我也一直在思量。以你之才，闲居乡野，实是朝廷之失。待局面稍稳，我必向陛下进言，无论如何，也该让你回京，在六部或五军都督府担个实职，总不能一直让你做个富贵闲人。”
陈恪安然坐下，接过小吏奉上的茶，并未接高拱关于起复的话头。
他轻轻吹开茶沫，啜饮一口，放下茶盏，目光平静地看向高拱，开门见山：“高公，今日前来，并非为个人前程。有些话，如鲠在喉，不得不言。”
高拱见他神色郑重，也收敛了寒暄的笑容，正色道：“子恒但说无妨。”
陈恪身体微微前倾，声音低沉而清晰：“高公可知，近日东南海疆，尤其是南海、吕宋、乃至旧港一带，番商往来，可有什么异常消息？”
高拱略一思索，道：“市舶司和福建、广东巡抚倒是有些例行奏报，言及西洋商船较往年增多，尤其是红毛夷与佛郎机人似有争执。不过番商争利，海外蛮夷互相攻伐，也是常事。兵部也曾复核过一些缴获或观测的夷船数据，其船坚炮利确有可取之处，但相较子恒你当年在上海督造的战船，以及俞志辅在福建整饬的水师，似乎仍逊色一筹。何以如此郑重问起？”
陈恪摇了摇头，眼中闪过一丝忧虑：“高公，番商争利是表，其背后所代表的势力与野心，恐非往日可比。恪在金华，偶得一些海外故旧辗转传来的消息，言及欧罗巴西陲，有一名为‘荷兰’的撮尔小国，其商人联合组建了一个名为‘东印度公司’的机构。此‘公司’非同小可，非一般商帮，乃获其国王特许，可组建军队、建造堡垒、发行钱币、甚至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