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大行皇帝世宗肃皇帝的梓宫最终移往天寿山永陵安葬，笼罩京城乃至全国上下的那层沉重缟素，仿佛也被一并埋入了历史。
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小心翼翼的松弛感，以及对新气象的渴望。
乾清宫，这座象征着帝国最高权力的殿宇，在经历了长达二十七日的哀恸与香火缭绕后，终于重新洒满了真实的阳光。而最引人瞩目的变化，莫过于久违的朝会制度，被新即位的隆庆皇帝朱载坖重新启用。
这是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举动。
在满朝文武，尤其是那些饱读史书、恪守儒家君君臣臣之道的文官们看来，这无疑是一个可称拨乱反正”的信号。
嘉靖皇帝深居西苑，二十余年不视朝，即便其通过奏疏、密谕和司礼监依然牢牢掌控着权柄，但在士大夫的价值评判体系里，这终究是“怠政”、“荒疏”的表现，绝非明君应有之风。
皇帝与大臣们失去了公开的交流渠道，全靠猜度和中间环节传递，无疑加剧了君臣隔阂与朝政的晦暗。
如今，新皇甫一登基，便恢复常朝，每日御门听政，虽然年轻的皇帝面对黑压压的百官奏对时，尚有些生涩，言辞也不如先帝那般犀利精准，往往需要高拱等阁臣从旁提点补充，但这番“垂拱而治”、“君臣一体”的姿态，已足以让绝大多数官员感到振奋。
他们看到了一个愿意遵循“正道”程序的君主，这仿佛预示着一段更有章可循的政治岁月即将开启。
至少，在明面上，权力运作回到了他们熟悉且认为正确的轨道上。
权力的交接往往伴随着血腥的清洗与残酷的倾轧，这是历史的常态。
然而，嘉靖四十五年末到隆庆元年初的这次皇权更迭，却呈现出一种罕见的平稳。
没有大规模的政治清算，没有成批的官员下狱流放，甚至司礼监的调整，也更多体现为先帝遗旨的安排与新君顺水推舟的认可，而非赤裸裸的杀戮。
陈洪被荣遣守陵，黄锦自愿追随先帝于地下，冯保上位虽有清洗，但范围局限于陈洪的少数死党，并未扩大化。
这一切的平静，固然有隆庆皇帝本性仁厚，不欲多造杀孽的因素，但更深层的原因，满朝稍具眼光的重臣都心知肚明——那是先帝嘉靖，在生命最后的时光里，以其惊人的政治手腕和深远的布局，几乎为儿子扫平了所有显性的障碍，铺就了一条看似平坦的接班之路。
他扳倒了权倾朝野、门生故旧遍布朝野的徐阶，将清流领袖的势力连根拔起，避免了新君被权臣架空的危险。
他提拔了与裕王有师徒之谊且锐意进取的高拱为首席顾命大臣，确保内阁首脑是绝对忠于新君的自己人。
他甚至提前处理了内廷最具威胁的野心家陈洪，为裕王府旧人冯保执掌司礼监铺平道路。
至于赵贞吉、张居正等人，或能力出众，或为潜邸旧臣，也都在可控且能用的范围之内。
从文官集团的核心内阁，到内廷的司礼监，再到名义上的最高军事机构五军都督府，隆庆皇帝接手时，摆在他面前的，似乎是一个关键位置皆由可靠之人占据的权力框架。
国家固然积弊深重，北有蒙古诸部扰边，南有倭寇海盗未靖，内地吏治腐败、土地兼并、流民问题层出不穷，但至少在隆庆元年的这个春天，这些隐患都还隐藏在太平的表象之下，帝国的机器依旧在旧有的轨道上，看似有条不紊地运转着。
然而，在这幅“万象更新”、“君臣和睦”的图景中，一个令人意外却又似乎在意料之中的缺席，引起了朝野私下持续的议论与猜测。
靖海侯陈恪，这位先帝临终前单独召见、更是新皇隆庆皇帝老师之一的传奇人物，在国丧期满，新朝伊始的论功行赏与人事调整中，竟然并未重返中枢，没有得到任何实权职务的任命。
他的身份，依旧只是那个“免去一切职务、保留侯爵”的靖海侯，仿佛那场星夜兼程的入京觐见，以及先帝最后的密谈，都只是一场无关紧要的幻梦。
诏书上对他的安排，语焉不详，仅以“侯爵贵重，宜加荣养”之类的虚词带过，既未召回京城任职，也未明确其下一步去向。
他就像一颗被刻意遗忘的棋子，静静地摆在了棋盘之外。
朝臣们对此议论纷纷。
有人猜测，这是新皇对先帝宠臣的一种无形疏远，意在树立自己的权威。
毕竟，陈恪身上“先帝旧臣”的烙印太深，其过高的声望与能力，对年轻且渴望有所作为的新君而言，或许是一种压力。
有人则认为，这是高拱为首的新内阁，有意压制这位潜在的竞争对手。
陈恪的政见虽与高拱有相通之处，但其手段之激进、思路之“离经叛道”，远非高拱所能完全认同和驾驭，将他暂时排除在核心圈外，有利于新政按照高拱等传统士大夫更能接受的方式“稳健”推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