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是对规则的“重新解释”与“微调”。
例如，交易总署原本有严格的商品质量标准、定价机制和抽签分配制度，以确保大小商贾机会均等。
王守拙授意其安插的亲信，开始以“适应市场变化”、“提高效率”为由，对某些紧俏商品的分配标准进行“细化”。
这些“细化”条款往往写得冠冕堂皇，实则暗藏玄机，为权力寻租留下了空间——比如，增加一条“优先考虑具备长期稳定供货能力及良好信誉之商户”，而谁是良好信誉之人的解释权，自然落入了管理者手中。
对于官营工坊，侵蚀则更加隐蔽。
工坊的原材料采购、产品销售，原本都有公开透明的渠道和定价。
现在，新的管理者开始引入一些“合作供应商”和“特许经销商”。
这些商家提供的原料价格或许稍高，销售产品的折扣或许稍大，但都被解释为“保障供应链稳定”、“开拓新市场”的必要代价。
其中的差价利益，则通过复杂的渠道，流向了幕后的操纵者。
在这个过程中，徐渭始终扮演着那个“精明的配合者”角色。
当王守拙就这些“调整”征询他的意见时，他从不直接反对，反而常常能提出一些“技术性”的补充建议，让这些举措看起来更“完善”、更“合规”，使得王守拙推行起来更加顺畅。
但当某些举措可能引发较大反弹时，徐渭又会适时地、以关心王守拙仕途的口吻提醒：“府尊，此事虽利于长远，然恐触动旧有利益过甚，是否可稍缓图之？或先从一两处工坊试点，观其成效后再推广？”
这种看似维护王守拙的“忠告”，实则是在控制侵蚀的节奏，避免过早暴露，引发不可控的混乱。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这场自上而下的饕餮盛宴中，上海底层工匠和工人们的切身利益，反而没有受到直接的侵害。
无论工坊的东家是陈恪旧部还是新来的权贵代理人，都没人敢轻易克扣工钱、恶化工作条件。
这并非因为侵吞者突然良心发现，而是因为一道坚实的屏障横亘在那里——那便是陈恪当年力排众议设立的《工人权益保障条例》及其执行机构“工友互助总会”。
此刻想来，方能看出陈恪当初设立工会时，坚持“工会不可由官家担任，否则会流于形式”这一决定，具有何等深远的先见之明。
现任的工会主席，是曾经的漕帮帮主，如今的工人领袖曹昆。
这位性情耿直的汉子，不懂什么高深的权谋，只认最朴素的道理：谁给工人们饭吃，谁真心对工人们好，他就听谁的。
他信服陈恪，是因为陈恪实实在在地改善了工人们的生活，给了他们尊严。
如今陈恪不在，曹昆的信念很简单：按侯爷立下的规矩办，谁要动工人们的利益，就是和他曹昆过不去，和上海成千上万的工人兄弟过不去。
曹昆领导的工会，独立于官府体系之外，拥有监督工坊运营、参与制定工时薪资标准、调解劳资纠纷乃至组织工人维护自身权益的合法权力。
他手下有一批由各工坊工人选举产生的代表，形成了一张覆盖全城的监督网络。
任何试图降低工钱、延长工时、忽视安全生产的行为，都会迅速通过这张网络汇集到曹昆这里，然后遭到工会强硬而直接的抵制。
曹昆可不管对方是什么背景，他认死理，敢拼命，在工人中威望极高。
对于王守拙和新来的权贵们而言，曹昆和他领导的工会，就像一块硌脚的石头，虽然看似不起眼，但若真想一脚踢开，势必会引发整个上海工人阶层的剧烈动荡，导致生产停滞，秩序大乱，那无疑是杀鸡取卵，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相比从工人牙缝里抠那点小利，显然侵吞国有资产、进行权钱交易的利润要大得多，也“安全”得多。
因此，工人们的权益反而成了风暴眼中一个相对平静的区域。
当然，并非所有人都像徐渭那样“识时务”，也并非所有领域都像工会那样暂时难以撼动。
神机火药局总办李春芳，这位性格一向温和的实干派，对王守拙等人的所作所为深感忧虑和愤怒。
他利用总办的职权，死死守住了神机火药局这块阵地。
对于任何试图向火药局安插闲人、插手原料采购或武器销售的企图，李春芳都予以坚决的抵制。
他性格倔强，又有着清贵的功名，王守拙等人投鼠忌器，暂时还不敢对神机火药局这块硬骨头下手，只能任由其保持相对独立和纯洁。
而驻扎吴淞口的水师都督俞咨皋，更是直接听命于兵部和皇帝，专注于琉球、倭国一线的海防与利益拓展，对上海地方政务基本不予干涉，这也使得军队系统暂时未受波及。
然而，李春芳个人的坚守，在整体溃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