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消息，在如今“一片大好”的形势下，显得微不足道，很快就会被淹没在无数捷报和祥瑞之中。
但陈恪却仿佛能透过这冰冷的文字，看到黄土高原上那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佃农们，在得知旱情后的绝望。
他们租种着士绅豪强的土地，一年辛苦，大半收成要作为地租上交，剩下的，还要应付朝廷的税赋和层出不穷的杂派。
风调雨顺时尚可勉强果腹，一旦遭灾，等待他们的，要么是卖儿鬻女，要么是借下永远还不清的高利贷，最终……或许就只有那条“揭竿而起”的绝路。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陈恪低声吟诵着这句古话。
历史上的明末农民起义，其规模之大、影响之深远，绝非偶然。
那是底层生存空间被压缩到极致后的总爆发。
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这是贯穿了整个封建时代的痼疾。
他在上海推行《工人权益法》，改善工匠待遇，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上海的繁荣建立在工商之上，工人是创造财富的主体，稳住他们，就是稳住上海的根基。
而且，上海是他能够完全掌控的“试验田”，阻力相对较小。
但放眼整个大明，根基依然是农业。
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他们的生存状态，才是决定这个帝国能否长治久安的根本。
他曾经天真地以为，通过开海、通过海外掠夺，获取巨额财富反哺国内，就能缓解矛盾。
即便不能根本解决土地兼并问题，至少能让朝廷有更多的财力去赈灾、去兴修水利，让底层百姓的日子好过一点，延缓矛盾的爆发。
然而，现实给了他沉重一击。
从海外涌入的巨额白银，确实充盈了国库和内帑，但这些财富，如同水银泻地，大部分迅速被庞大的官僚体系、勋贵集团和依附于他们的商业资本所吸收。
朝廷拨款赈灾，经过层层盘剥，到了灾民手中十不存一；兴修水利的款项，也成了官员们中饱私囊的盛宴。
富者愈富，而贫者，并未得到多少实质性的改善。
白银的流入，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通货膨胀，使得底层百姓用铜钱交易的生活更加艰难。
这就像是一个绝望的循环：他拼命从外部输血，但这个帝国肌体内部的腐败和分配不公，使得这些血液根本无法输送到最需要的地方，反而滋养了更多的肿瘤。
而且陈恪他本身就是特权阶级的一员，靖海侯，超品勋贵，拥有免税免役的特权，拥有庞大的田庄和来自皇帝赏赐的财富。
他若要改革，刀锋首先指向的，就是他自己所在的这个阶层。
这无异于与虎谋皮，自断根基。
一旦他试图触碰土地问题，触动士绅豪强的根本利益，那么他现在所拥有的一切支持——来自嘉靖的信任、来自勋贵集团的联盟、甚至来自部分务实派文官的配合——都会瞬间土崩瓦解。
等待他的，将是比海瑞上《治安疏》更为凶险万倍的境地。
海瑞只是骂皇帝，而他若要动真格的，就是要砸碎整个既得利益集团的饭碗。
其次让陈恪担心的是军事改革。
新军的成功，确实证明了职业化的军队优于腐朽的卫所制。
九边和各地也开始效仿，编练新军。
但这同样意味着巨大的开销。
军官的贪腐，吃空饷、克扣兵饷的陋习，并不会因为军队形式的改变而消失。
如今边患稍息，但为了维持这支庞大的军事力量，军费开支依然占据财政支出的巨大份额。
这些钱，同样来自民脂民膏。
最后，则是那个连嘉靖皇帝都感到棘手无比的问题——宗室供养。
朱元璋子孙繁衍至今，已成一个庞大到令人瞠目结舌的数字。
这些龙子龙孙，不士、不农、不工、不商，完全依靠朝廷禄米供养。
每年数百万两的白银，就白白消耗在这个不断膨胀的寄生阶层上。
除了极少数嫡系亲王郡王，许多远支宗室生活困苦，被严格限制人身自由，形同囚徒，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这个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涉及皇族体面祖制，更是改革的禁区中的禁区。
陈恪靠在椅背上，闭上双眼，感到一阵深深的无力感。
他确实看得太透彻了，透彻到几乎能预见到那条历史的轨迹。
大明如今的“中兴”，不过是依靠他这只“蝴蝶”带来的外部输血和内部微调，所形成的一种“回光返照”。内部的脓疮并未根除，反而在繁荣的表象下加速溃烂。
阶级矛盾、财政危机、宗室拖累，这三大弊病如同三座大山，沉甸甸地压在这个帝国的脊梁上。
张居正的考成法，或许能暂时提振一下官僚系统的效率，但对于这根本性的结构问题，无异于杯水车薪。
“改革……迫在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