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代十国（907–960年）：战乱撕裂下的户籍失序与重建萌芽
唐末藩镇割据瓦解了唐朝的均田制—租庸调制户籍体系，五代十国的政权更迭使户籍管理陷入空前混乱。北方政权如后梁、后晋长期处于军事对峙前沿，人户逃亡，田畴荒芜成为常态。后唐天成二年（927年），枢密使安重诲奏报：魏博六州，自兵兴以来，户口减耗三分之二，而朝廷为维持军费，仍按旧籍征派赋税，导致丁口虚挂，赋役不均（《旧五代史·食货志》）。
人口流动与制度冲突表现为双重矛盾：一方面，十国间战争频繁引发大规模流民潮，如闽国灭亡时，江浙百姓南徙岭表者数十万，逃亡人口的户籍归属成为邻国间赋税纠纷的根源；另一方面，契丹、党项等少数民族政权内迁，其部族制户籍与中原州县制并存，如北汉境内的奚人部落仍以帐为单位登记人口，不服州县赋役，形成一国两制的户籍格局（第196、198集）。
至后周世宗时期，随着淮南、关中经济复苏，局部户籍重建开始启动。显德五年（958年），世宗下诏均定田赋，令各州县检括人户，造籍账以闻，将隐匿的客户（佃农）编入版籍，按田亩征收夏秋两税。这一举措为北宋主户—客户制度奠定基础，也预示着户籍管理从管人向管税的职能转变（第199–200集）。
二、宋朝（960–1279年）：户籍体系的多元重构与功能分化
北宋建立后，以版籍制度重建户籍秩序：按土地占有情况将人户分为主户（拥有田产）与客户（无地佃农），主户需承担赋税与徭役，客户则附籍纳租。至宋神宗时期，主户约占全国总户数的60%，客户占40%，这种划分打破了唐朝良贱分明的户籍等级，适应了租佃经济的发展（第201集）。
城市户籍的突破性变革随着商品经济兴起而出现。宋朝废除唐朝的坊市制度，推行厢坊制，将汴京、临安等大城市的居民按街区编为坊郭户，单独造册。官府按资产将坊郭户分为十等，其中上五等户需缴纳商税、房产税，下五等户可免役。至北宋中期，汴京坊郭户已达26万户，占城市总人口的80%，这种按经济实力划分的户籍体系，标志着中国古代城市管理从政治中心向商业社会的转型（第202集）。
王安石变法将户籍制度推向改革深水区。青苗法要求按户籍人丁与资产放贷，地方官为多获朝廷奖励，普遍虚报人户资产，如京东路某县将下户伪报为中户，导致丁产簿籍，皆为虚文（《宋史·食货志》）。而保甲法则将户籍军事化，乡村每十户为一保，五十户为一大保，五百户为一都保，户籍册中需登记每户丁壮的姓名、年龄、武艺情况，平时维持治安，战时征为乡兵，使户籍成为基层军事控制的工具（第203–204集）。
与北宋对峙的辽、金、西夏政权形成户籍制度的多元实验：辽朝以南北面官分治，北面官管理契丹部族户，按石烈—弥里编制；南面官管理汉地州县户，沿用唐朝均田制户籍。金朝猛安谋克制度更将女真军事组织与汉地户籍强行融合，每猛安（千夫长）统辖约3000户，其中既包括女真军户，也包括被编户的汉民民户，两者赋役义务迥异，引发中原百姓强烈反抗（第205集）。南宋时期，随着靖康之变后北方流民南迁，朝廷设立临时户籍允许流民在定居地附籍，而泉州、广州等港口城市出现专门登记海商的商籍，开中国商业户籍之先河（第206–207集）。
三、元朝（1271–1368年）：民族分治下的户籍割裂与边疆挑战
元朝建立后，将户籍制度注入强烈的民族歧视色彩。四等人制以蒙古、色目、汉人、南人为序，不同户籍享有天差地别的权利：蒙古人勿需纳丁税，色目人可任高官，而汉人、南人不仅需承担重税，甚至几户共用一把菜刀（《元史·刑法志》）。这种按民族划分的户籍体系，打破了中国古代编户齐民的平等理念，形成制度化的身份压迫（第208集）。
更具破坏性的是驱口制度——战争中掳掠的人口被定为奴隶，其户籍不属州县，而附属于主人户籍，如《元典章》规定：驱口与钱物同，主人可自由买卖。至元中期，全国驱口约占总人口的15%，北方某些地区甚至达30%，他们与自由民的身份割裂，导致户籍体系内的阶级分化远超前代（第209集）。
在边疆管理上，元朝在岭北行省（今蒙古高原）面临游牧户籍的独特难题。草原民族传统上按千户制登记人口，但随着部分牧民转向定居农业，千户与州县两种户籍体系发生冲突。朝廷试图推行计丁输赋，但牧民逐水草迁徙，居无定所，导致户籍登记每三年就需重新核查，财政成本极高。至元后期，岭北行省的户籍档案中甚至出现丁口虚增十倍的荒诞记载，反映出游牧经济与中原户籍制度的内在矛盾（第223集）。
四、明朝（1368–1644年）：户籍制度的巅峰建构与内在崩塌
明太祖朱元璋将户籍制度推向中国古代的极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