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世袭制构成明朝户籍的鲜明特征。朝廷将人户分为军户、匠户、民户、灶户（制盐）等世袭户种：军户世代驻守卫所，匠户服役于工部工场，灶户专司盐业生产。如军户需自备兵器衣甲，父死子继，世代为兵，至明中期，全国军户约占总户数的15%，达160万户。这种制度虽保障了国家劳役需求，却严重抑制了社会流动，正统年间就出现军户逃役者过半，匠户缺额者十之三四的危机（第211集）。
张居正改革试图挽救户籍制度的颓势。万历九年（1581年）推行的一条鞭法，将田赋、徭役、杂税合并，按田亩与丁口征收银两。这一改革使户籍与劳役的绑定松动——无地贫民的徭役负担减轻，人丁税开始向财产税转化。至万历中期，全国赋役银中田赋占比从明初的60%升至80%，人丁税占比从40%降至20%，标志着户籍制度从管人向管税的转型（第212集）。
但明末的社会危机彻底摧毁了户籍体系。天启、崇祯年间，土地兼并达到王公勋戚庄田逾千万顷的程度，大量农民脱离户籍成为流民。李自成起义军提出均田免赋，在占领区焚毁黄册，重新登记人户，如崇祯十六年（1643年）在襄阳规定以田亩多少定赋役，直接冲击封建户籍制度。至明朝灭亡时，全国黄册登记人口仅存1600万，不足实际人口的一半，标志着传统户籍体系的全面崩溃（第213集）。
五、清朝（1644–1912年）：赋役脱钩与近代化转型的阵痛
清朝前期的摊丁入亩改革（1712–1729年）具有里程碑意义。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先定滋生人丁，永不加赋，雍正元年（1723年）再将丁银分摊入田赋，彻底废除延续两千年的人头税。据《清世宗实录》记载，改革后全国丁银平均每亩摊0.015两，占田赋总额的12%，无地贫民从此摆脱丁税负担。户籍与赋税的脱钩，使百姓迁徙限制放宽，乾隆年间出现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潮，约600万湖广人迁入四川，朝廷被迫允许其在定居地附籍入册（第214集）。
保甲制的强化反映户籍职能的转型。清朝将明朝的里甲制改为保甲制，以户—甲—保（10户为甲，100户为保）编制户籍，册内登记内容从人丁田产简化为姓名、年龄、职业、住址，侧重治安管理与流动人口监控。如《保甲条例》规定：客民赁屋，必报保甲，违者杖八十，至乾隆后期，全国保甲册登记人口达3亿，远超黄册时代，标志户籍制度从经济控制向社会管理的转变（第215集）。
旗民分治构成清朝户籍的民族特色。旗人户籍由八旗衙门管理，享有月饷圈地等特权，不属州县管辖；汉人则归州县户籍，承担赋税徭役。至乾隆时期，全国旗人约200万，占总人口的0.6%，却占有直隶土地的30%，这种户籍隔离引发持续的民族矛盾。鸦片战争后，旗人生计日蹙，朝廷被迫允许旗人出外自谋生计，免其销档，旗民户籍的界限开始松动（第216集）。
清末的近代化冲击使户籍制度面临重构。甲午战争后，东北闯关东移民达千万之众，朝廷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在东北设立行省，推行近代户籍调查，登记内容包括姓名、籍贯、职业、不动产，并颁发居住证。但关内移民与本地旗民的土地确权纠纷频发，如奉天省（今辽宁）因户籍登记引发的诉讼案年逾万件，推动户籍管理向权利登记转型（第228集）。而太平天国在控制区推行《天朝田亩制度》，以两（25户）为单位登记人口、分配土地，虽因战乱失败，却展现对封建户籍的革命性冲击；清末新政时，朝廷借鉴日本警察制度，于1908年颁布《调查户口章程》，计划用十年完成全国人口统计，首次引入常住人口流动人口等近代概念，标志户籍制度向近代化的艰难起步（第218–219集）。
六、近现代过渡（1912年后）：传统瓦解与战时统制
民国建立后，传统户籍制度名存实亡。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华北成为混战焦点，各派势力为扩军征粮随意篡改户籍。如1927年奉系军阀张作霖在河北按户抽丁，规定每户三丁抽一，五丁抽二，导致户籍册中壮丁年龄从15岁至50岁悉被登记，数据严重失真。同时，南京国民政府虽颁布《户籍法》（1931年），试图建立以户政事务所为核心的近代户籍体系，但因基层失控，全国仅10%的县完成新式户籍登记，传统保甲制与新式户籍调查体系并行却均失效（第229集）。
抗日战争时期，户籍成为敌我控制权争夺的工具。日军在沦陷区推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