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行字在夜灯下泛着冷光：“这些人，不该被忘记。”
每一张照片都像一把刀，插进过往的沉默里。
一个穿校服的女孩，手里攥着半截铅笔，眼神怯生生地望着镜头；一位老人坐在桥洞下，脚边是破碗和一张皱巴巴的寻人启事；还有一个男孩蹲在地铁站角落，怀里抱着个鼓鼓囊囊的书包——标签写着：“他说想看看路灯还亮不亮。”
第一天，只是零星几个人停下脚步。
有个老大爷戴着老花镜，颤巍巍地摸着其中一张脸：“这娃……是不是西坪村老周家的？”
第二天，人群开始聚集。
第三天，本地媒体来了。
记者扛着机器绕场一周，话筒伸到围观者嘴边：“您认识他们吗？”
没人回答，但有人哭了。
第五天清晨，天刚蒙蒙亮，一个女人跌跌撞撞冲进展览区。
她穿着洗得发白的羽绒服，头发乱糟糟地扎在脑后，手指剧烈颤抖着，抚上其中一张照片。
“小川……”她声音嘶哑，“你还活着？村里人说你被人贩子拐走，早死了……可你明明在这儿！这是去年拍的！”
她跪了下来，额头抵着冰冷的展板边缘，肩膀剧烈抽动。
保安想扶她，却被她一把抓住手腕：“同志，求你……帮我找到他！他是我儿子啊！”
那一刻，许念站在我身边，轻轻叹了口气。
“我们不是在展示悲剧。”她说，“我们在唤醒记忆。”
张评估师没来现场，但他昨晚打给我一句话：“真正的回声，从来不在展览馆里响起。”
凌晨三点，他上线了那个叫“灯塔回响”的小程序。
起初没人注意，直到二十四小时后，第一条评论跳出来：
“有，他给了我半块面包。”
接着是第二条：“有个大哥陪我坐了一夜。”
第三条：“我不知道他是谁，但我每年都来这儿等。”
七十二小时内，两千多条匿名留言堆满了虚拟墙。
没有头像，没有用户名，只有位置标记和一句简短回应。
有人在火车站收到提示，转身看见流浪汉正蜷缩在长椅上；有人在便利店门口停下脚步，想起十年前那个雨夜递来热奶茶的陌生人。
这些话不指向任何具体的人，却让无数人突然意识到——原来那束微弱的光，真的存在过。
刘培训师看到数据时，眼睛红了。
第二天，她发布了《创伤知情倡议书》。
视频里，她穿着素色毛衣，语气平静却锋利如刃：“当我们把一个人标记为‘无效响应’，我们其实是在说：你不值得被等待。但事实是，不是他们不想回家，是我们关灯太快。”
她说完这句话时，停顿了几秒，像是在克制某种情绪。
然后她轻声补了一句：“请记住，每一次拒绝，可能都是在确认——那扇门是否真的愿意为他开着。”
这条视频一夜刷屏。
多家公益组织公开响应，承诺重新审查内部术语体系。
有救助站负责人私信我说：“林致远，你们点燃的不只是展览，是一场认知革命。”
而我知道，真正可怕的，不是我们做了什么，而是他们终于感到了不安。
那天夜里，我回到临时办公室，许念正在核对最新一批家属联络表。
张评估师远程接入系统，调试新一轮信息推送节奏。
赵顾问靠在窗边抽烟，目光盯着对面楼顶的监控探头。
“不对劲。”他忽然开口。
我们都静了下来。
他弹了弹烟灰，声音压得很低：“陈世昌倒台之后，李维汉那边太安静了。按他的风格，这时候应该已经开始反向抹痕。”
“也许他怕了。”我说。
赵顾问冷笑一声：“怕的人不会沉默，会动。”
他打开笔记本，调出一组异常数据流——最近三天，省外办签证审批通道出现多次深夜操作记录，Ip归属地集中指向李维汉公司的法律顾问办公室。
更奇怪的是，几份家庭团聚类加急申请被悄然归类为“人道主义优先处理”，材料齐全得不像临时准备。
“他在铺退路。”赵顾问眯起眼，“而且不是为自己。”
房间里一片沉寂。
许念缓缓合上文件夹，抬头看我：“如果他要跑……说明他已经意识到，接下来的事，他兜不住了。”
我走到窗前，望向远处城市灯火。
十七张面孔还在b7区墙上静静凝视着这个世界。
两千条留言仍在“灯塔回响”墙上无声闪烁。
那份倡议书，正被转发至全国三百多个基层救助站点。
我们本只想找回几个被遗忘的名字。
但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