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没有标签，没有标识，像一块从黑暗中打捞上来的沉默石头。
许念把它递给我时手还在抖：“这……是谁寄的？收件人写的是‘给记得那晚的人’。”
我没说话，只是接过。
办公室里很安静，只有老式空调嗡嗡作响，窗外雨声渐密，像是要压住什么即将破土而出的秘密。
我坐在电脑前，手指悬在半空，心跳却早已撞得肋骨生疼。
赵顾问那条短信还在我脑海里回荡——“c9便利店监控原始母带，已找到。”
可他没说会寄来，也没留名字。
我把U盘缓缓插进接口。
屏幕一闪，自动播放窗口弹出，没有任何提示或加载界面，仿佛它等这一天已经太久。
画面是黑白的，带着雪花噪点，但清晰得刺眼。
2013年12月24日凌晨1:17。
暴雨倾盆，街灯在水洼里碎成一片片光斑。
镜头正对着c9便利店门口，一个少年蜷缩在屋檐下，浑身湿透，嘴唇发紫，怀里紧紧抱着一个破书包——那是我。
十五岁，离家第三天，高烧到意识模糊，饿得连抬手的力气都没有。
我屏住呼吸。
然后，门开了。
一个身影冲进雨幕，穿着洗得发白的校服，左手腕上缠着一圈绷带。
他蹲下来，把盒饭和一件外套塞进我怀里，声音低得几乎被雨声吞没：“吃吧，别怕。”
他转身要走，袖口一滑，露出一道狰狞的疤痕——横贯左腕内侧，像一条干涸的河床。
我的手猛地按住自己的手腕。
那里，正有一道同样的旧伤。
血液瞬间冻结。
我不是在救别人……
我是……在救十年前的自己？
画面定格在他离去的背影上，随即戛然而止。
房间里死一般寂静。
许念站在我身后，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我盯着屏幕，喉咙发紧，眼眶灼热。
原来那一夜，并非幻觉；那碗泡面、那句“别怕”，不是命运偶然的慈悲，而是另一个我，在深渊边缘伸出了手。
可为什么……我会去做那件事？
那时的我，明明自身难保。
我猛地站起来，冲进资料室，翻出“夜灯屋”所有核心成员的档案。
张评估师正好在做数据分析，看到我进来，抬起头，眼神复杂。
“你也感觉到了？”他问。
我不懂。
他调出一张图表：“我把U盘里的日期和每个人第一次来b7区服务的时间做了交叉比对。”他指着屏幕上九个时间点，“你看，从2013年开始，每年12月20到25日之间，总有人第一次走进救助站。你是在2014年圣诞夜来的，肖潇然是2016年平安夜，老吴是2018年冬至前两天……”
“都在那几天。”我喃喃道。
“而且，”他继续说，“他们首次参与救助的地点，距离自己当年流浪最久的区域，平均不超过800米。”
我心头一震。
“这不是巧合。”他说，“这是一种潜意识的返乡仪式——受创者总会回到伤害发生的地方，试图重新点亮那盏没敢推开的门。”他顿了顿，轻声道：“我叫它‘灯塔回归律’。”
灯塔……回归？
我忽然想起什么，翻出父亲的老相册。
那张被火烧剩一角的寻人启事上，右下角有个模糊的地址戳印：城西c9区。
正是那家便利店所在。
我们……都被同一盏灯照过。
第二天傍晚，刘培训师召集了一场闭门会议。
没有通知上级，没有记录，甚至连茶水都是她亲手泡的。
“我想讲一个没写进教材的理论。”她坐在昏暗的会议室中央，目光扫过每一个人，“叫‘创伤反噬模型’。”
她说，当一个人因家庭崩解而流落街头，社会系统往往根据其行为做出判断——比如拒绝庇护所、躲避社工、夜间不出现在登记点——就会被标记为“无归属意愿”，从而降低干预优先级。
“就像把溺水者当成不想上岸。”她的声音很轻，却像锤子砸在人心上，“可实际上，他们只是害怕再次被推下去。”
她展示一组数据：过去十年，全省有43%的长期流浪者曾多次拒绝官方救助，但后续访谈显示，89%的人承认，那天之所以出现在某个特定角落，是因为“就想看一眼灯还亮不亮”。
“他们在等一个人。”她说，“一个能认出他们曾经也需要帮助的人。”
我低头看着自己的手，那道疤隐隐发烫。
原来我们不是偶然聚集在这里。
不是出于善心，也不是为了赎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