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体滑坡，夜灯屋通讯中断，三个安置点失联超六小时，初步报告显示至少十二名儿童被困黑暗区域。
而现在，手机屏幕亮起，国际专线的来电像一道无声的雷劈进我的生活。
“林致远，你还记得我们三年前的约定吗？”
是孙联盟外交代表的声音，穿透电流而来，背景有钟声与脚步回响，庄严得近乎压迫。
我站在b7区刚修好的门框下，手还搭在梯子上，指甲缝里嵌着木屑和漆灰。
身后，一个小女孩正踮脚把一张蜡笔画贴在公告栏上——画的是夜晚的路灯下，一群人牵着手，像在发光。
“记得。”我轻声说，“你说，总有一天，我要站在联合国大厅，讲出‘守望者’的故事。”
她顿了顿，似乎在确认我的情绪。
“秘书长临时调整议程，原定主旨发言人因故退出，现在要求你重返主舞台，发表‘精神领袖致辞’。”她的声音压低，“他们想重新把你立起来。”
我望着门外渐暗的天色，夕阳落在新刷的蓝漆门框上，映出一道长长的影子。
这扇门昨天还在漏风，今天终于能挡住寒夜。
我知道她说的“立起来”是什么意思——把我重新塑成符号，一个被聚光灯供奉的英雄，一个可以代表“希望”的标准答案。
可我不是答案。我只是个还在赶工的人。
“告诉他们，林致远本月排班表已满。”我说。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
“可这是全球直播，影响力前所未有。各国代表、媒体、非政府组织都在等你出场。”
“那就直播别人。”
她像是没听清：“你说什么？”
“我说，让别人来讲。”我放下梯子，拍了拍手，“真正的‘守望者’不在纽约，他们在泥地里，在废墟中，在每一个没人看见的地方点灯。既然要讲这个故事，就该让他们自己开口。”
视频画面里，孙代表的脸色变了。
她出身外交世家，习惯在规则与平衡中行走，每一句话都经过精密计算。
而我现在提出的，是一场彻底打破惯例的冒险——没有彩排，没有提词器，没有统一话术，七张面孔，七种语言，七个从未踏上过国际讲台的普通人，要代替我，站上那个象征人类共识最高殿堂的位置。
“你疯了吗？”她终于开口，语气罕见地失衡，“这些人连英语都说不利索！现场一旦失控，整个联盟的公信力都会崩塌！”
“可真相从来不在乎体面。”我看着窗外，一群孩子正围着新装的太阳能灯打转，笑声穿墙而入，“我们不是为了表演才做这些事的。如果连一次真实的讲述都不敢给，那还有什么资格谈共情？”
她久久未语。
我能想象她在联合国大厅的长廊里踱步，耳机紧贴耳骨，一边是体制的惯性，一边是我这通来自市井角落的固执电话。
最终，她只问了一句：“名单定了吗？”
“定了。”我说，“云南山村教师张明远，柏林难民协调员阿米娜，里约社区调解员卡洛斯，德黑兰女律师法蒂玛，开普敦青少年导师卢西，贝鲁特废墟搜救员纳比勒，还有刘培训师带出的第一批志愿者班长陈晓雯。”
她的呼吸微微一滞：“全是无名之辈。”
“但他们每个人都曾彻夜不眠，只为等一盏灯亮起来。”
挂掉电话后，我拨通周公益大使的号码。
她正在赶往机场的路上，听说这事差点把车停在应急道上。
“你要让他们直接登台？连讲稿都不改？”她几乎是喊出来的。
“不要润色。”我重复，“让他们用自己的话说出痛苦。谁哭、谁结巴、谁忘了词，都别打断。我们要的不是完美演讲，是要世界听见真实的声音在颤抖。”
她沉默良久，忽然低声笑了：“你知道吗？你嘴上说着退场，其实比谁都更懂怎么掌控全局。”
我没反驳。
因为我知道，真正的掌控，不是站在中心发号施令，而是悄悄为那些本无机会发声的人，挪开挡路的石头。
出发前夜，联盟仓库成了临时彩排场。
七个人围坐在旧折叠椅上，头顶是裸露的灯管，墙角堆着未拆封的应急包。
摄像机是二手的，三脚架有点晃。
没有西装领带，只有皱巴巴的衬衫和洗褪色的外套。
轮到云南的张老师时，他站起来，手抖得几乎拿不住纸。
开场白念错两次，第三次干脆卡住，脸涨得通红，额头冒汗。
空气凝固了。
刘培训师轻轻起身，走过去，握住他的手：“你就讲你班上那个走丢又找回的孩子，怎么抱着灯睡着的。”
他猛地抬头，眼眶瞬间红了。
我站在阴影里，默默记录每个人的语速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