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影斑驳，映在焦黑的墙上，像一场未完成的梦。
窗外夜色浓重，风穿过残破的窗框，发出细微呜咽。
我坐在那里看了一整晚。
第三夜，我值通宵班。
凌晨一点，门外传来脚步声。
很轻，但节奏稳定，像是习惯黑夜的人。
门被推开一条缝，一个人影站在外面，穿着便服，肩上背着战术包。
我没起身，只是望着那束逆光中的轮廓。
他知道我在里面。
我也知道他是谁。凌晨一点十七分，门外的脚步声再次响起。
这一次，我没有抬头。
投影仪的光斑还在墙上缓缓移动，映着一段五年前的录像——那个雨夜，一个浑身湿透的年轻人抱着发烧的孩子冲进b7区，跪着求我们联系社工。
画面已经模糊，声音断断续续，但那句“能不能……再撑一会儿”却清晰得像针，扎进耳膜，也扎进心里。
门被推开一条缝，风卷着夜露和远处马路的尘土味涌进来。
安保顾问赵站在逆光里，肩上的战术包沉甸甸地压着他的左肩，像是装了整座城市的重量。
他没穿制服，只是一件旧夹克，拉链半开，领口露出内衬磨毛的痕迹——那是长期贴身携带防弹板留下的。
“顺路巡逻。”他说，嗓音低得几乎融进风里。
我点头，往旁边挪了挪，给他腾出位置。
他坐下，从包里掏出两个铝制保温杯，递来一个。
热咖啡的香气瞬间在焦糊与灰尘的气息中撕开一道口子，暖得让人想哭。
我们谁都没提纵火案。
他讲起女儿最近写的诗，说是在学校朗诵比赛中拿了奖。
题目叫《爸爸是影子里的光》。
我笑了一声，问：“她知道你在做这个工作吗？”
“不知道。”他拧开杯盖，喝了一口，“但她知道我总在夜里出门。”
我也说起父亲——那个失踪前最后通话提到“边境小镇”的男人。
我说起他年轻时走南闯北，在铁路边搭过帐篷，在牧民家借宿过冬。
也许他不是走丢了，只是选择了另一种沉默的守望方式。
话说到一半，监控终端突然发出一声极轻的嗡鸣。
屏幕右下角跳出红色数字：4:17，屋顶震动频率异常，持续3.2秒，符合微型无人机悬停特征。
安保顾问赵手指微动，却没有看屏幕。
他慢悠悠地掏出手机，举到脸侧，假装自拍，镜头对准天花板角落。
拇指在手机背面快速滑动两下，再收起手机，继续喝咖啡。
整个过程不超过十秒。
我没问信号反制是否成功。
但从他放松的肩线来看，对方已经撤离了。
“下次，”他忽然开口，声音比之前更低，“他们会带切割机，或者用腐蚀性液体泼门框。他们想让我们紧张，让我们建围墙、装铁栅、申请武装安保。”
我盯着那盏残存的长明灯——它还在亮，灯丝微微发红，像一颗不肯停跳的心脏。
“我们不设防。”我说，声音很轻，但每个字都落得很稳，“我们只守灯。”
他看了我一眼，嘴角几乎不可察觉地扬了一下。
“所以你提交的方案，根本不是为了复原b7区。”
“是为了让每个人回来。”我接着说，“让他们亲手带回灰烬，种下草籽。让他们记住，这里不是靠一个人撑起来的，是一千个、一万个夜晚，一点一点积攒出来的光。”
他沉默片刻，忽然说：“李维汉的人，刚才那架无人机，注册Id跳转了七层代理，终点是开曼群岛的一家空壳公司。但他们犯了个错——第三跳用了本地基站，信号残留0.8秒。”
我心头一震。
他没往下说，只是把保温杯放在地上，轻轻合上战术包。
我知道他在等一个命令——要不要追？
要不要反击？
要不要启动应急响应，把这场暗战公开？
我摇头。
“让他们看。”我说，“看我们怎么在一地废墟里，种出第一株绿芽。”
窗外，天边开始泛青。
风依旧穿过破窗呜咽，但某种东西，已经在无声中改变了。
第七天清晨，我在门口发现一只玻璃瓶，里面装着b7区的灰，还有一朵干枯的康乃馨。
标签上写着：“我妈妈那年在这里找到我留的字条。”
第十九天，两个中学生送来他们用废弃电路板焊的太阳能小灯座，能蓄电八小时。
第三周，社区老人自发组织“夜读会”，每晚轮流来念《万家灯火录》里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