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句话我写在公开信里，也刻进了自己的骨头里。
可当b7区那扇熟悉的铁门出现在眼前时，我的心还是猛地一沉——门锁已经熔成了一团扭曲的金属，像被烈火舔舐过的残骸。
玻璃碎了一地，踩上去发出细碎而刺耳的声响。
三盏长明灯，两盏熄了，只剩下一盏孤零零地亮着，在满屋狼藉中摇曳如将尽的呼吸。
墙上用黑漆喷着一行字：“伪神下台，真光当燃。”
触目惊心。
我站在门口没动，风从破窗灌进来，吹起地上几张烧焦的纸片。
其中半片残灯罩还嵌着一张泛黄的寻人启事——是我五年前亲手贴的第一张，父亲失踪后的第七天，我蹲在这间屋里，一笔一划写下他的名字、年龄、衣着特征，贴上照片，然后整夜守着这盏灯，等一个不会回来的人。
如今，连这盏灯都被砸了。
我没有报警。
不是不想，而是不能。
一旦警笛响起，媒体就会蜂拥而至，镜头对准的是“前主席遭遇袭击”，而不是“夜灯屋被毁”。
他们会把这场破坏变成一场闹剧，或是英雄落难的悲情戏码。
而我要的，是让这件事沉下来，沉进每个人心里。
十分钟后，安保顾问赵先生到了。
他穿着黑色夹克，肩线笔直，眼神扫过现场时没有一丝波动。
戴上手套，一句话没说，开始拍照、取样、检查监控线路接口。
我知道他在想什么——这不是普通的泄愤行为。
监控硬盘被撬走，手法专业；纵火点选在灯座下方，温度控制精准，只为毁物不引发大火；墙上的标语，字体经过刻意处理，留不出笔迹特征。
这是冲着象征意义来的。
而这间屋，偏偏是最不该被碰的那一间。
“是谁？”我终于开口。
安保顾问赵先生没抬头，只低声说了句：“查了备用电源记录，断电时间精确到秒。外行做不到。”
我攥紧了拳头。
移交职务才七天，联盟去中心化才刚起步，就有人迫不及待要撕开裂口。
他们不是在烧一间屋子，是在试探我们有没有脊梁。
轮值委员会的紧急会议很快在云端召开。
屏幕一个个亮起，创新专家孙先生第一个发言：“必须立刻启动‘萤火响应协议’！百名志愿者同步点亮灯火，用行动告诉所有人——我们不怕。”
“情绪化重建等于变相认输。”评估师张先生冷冷打断，“我们现在缺的不是灯光，是判断。三百七十一例模仿涂鸦，十七个分站收到威胁，Ip分布全球六个节点。这不是自发行为，是系统性瓦解。”
争论僵持不下。
我正要说话，画面突然闪烁，系统弹出红色预警框：【新增威胁情报：美洲、东南亚、欧洲区域出现同步异常活动，初步判定为组织化网络策应】。
培训师刘先生的声音轻轻响起，却像钉子一样扎进每个人的耳朵：“他们在测试我们——谁来按下启动键？林致远走了，轮值委员会能扛住吗？还是说……我们已经成了没有舵的船？”
会议室陷入死寂。
就在这时，安保顾问赵先生忽然关闭了我的麦克风，悄然递来一张折叠的纸条。
我打开——只有短短一行字：
Ip溯源终点：李维汉海外基金会旗下安保公司，注册地开曼群岛。
手指瞬间发冷。
他没动我，他在瓦解“我们”。
原来如此。
他不需要打倒我，只要让这座由信任与微光筑成的塔，自己松动、崩塌。
他曾说过一句话：“制度不过是人的影子，影子没了，光还在吗？”
可这一次，我想让他看看——光，未必需要一个持灯者。
我没有申请调用主席权限，也没有召集特别会议。
第二天清晨，我以排班员身份向系统提交了一份《b7区复原方案》，标题朴素得近乎笨拙：《种一盏灯》。
方案内容很简单：不用捐赠物资，不搞仪式重启，也不对外发布声明。
只做一件事——邀请过去五年曾在b7区留下故事的三百二十六位访客，每人带回一撮灰烬，种一株耐寒的灯芯草。
创新专家孙先生看到方案时几乎跳起来：“太慢了！三个月才能见绿！我们要的是回应，不是园艺！”
我说：“那就三个月。我们要让人记住，修复比毁灭更费时间。”
令人意外的是，委员会全票通过。
当晚，我独自回到空荡的b7区。
清理完最后一块碎玻璃，我在屋子中央架起那台老旧的投影仪——它曾记录下无数个夜晚的低语与泪水。
按下播放键，画面开始晃动：一位老人颤抖着念完给亡妻的家书；一个小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