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明走后，大厅里的寂静像是被晨光泡得发绵，混着菊花茶的余温在空气里漫溢。阳光斜斜地淌过档案柜的铜拉手，在水磨石地面织出纵横的格子，那些方才在光柱里舞蹈的尘埃，此刻静静伏在窗台绿萝的叶尖，像撒了把碎金，连叶片上的绒毛都看得一清二楚——有根绒毛上还沾着点菊花茶的水汽，亮晶晶的，像颗小露珠。小王转着手里的钢笔，笔帽上的金属反光在档案袋上跳着细碎的舞，她忽然停了动作，指尖轻轻叩着笔记本边缘：“张哥，你说他真能坐下来跟老爷子好好唠吗？早上那急吼吼的样子，瞧着就悬。”
我刚要接话，桌角的电话“叮铃铃”响了，是档案室的小林，声音里裹着雀跃：“张哥，李老太太早年在街道图书馆的档案找着了！里头还有几页她手写的工作记录，字儿秀气得很，跟描出来的似的，连涂改都带着股认真劲儿。”挂了电话，小王“呀”地低呼一声，把钢笔往本子上一戳，眼睛亮得像浸了晨露的星子：“说不定能从里头挖出更多她和那栋藏书楼的故事呢！能守着一屋子书过一辈子的人，心里头准藏着不少软乎乎的念想，像似的，一抿就化出甜来。”
下午去档案室取资料，刚走出单元门，就见楼下银杏树下立着两个身影。李建明半弯着腰，扶着老爷子的胳膊，老爷子怀里紧紧抱着个蓝布包，布角磨得发毛，边缘打着两个对称的补丁，针脚歪歪扭扭的，一看就是老爷子自己缝的——线脚里还卡着点线头，像没来得及梳顺的白发，风一吹就轻轻晃。李建明正低头听着什么，眉头舒展了不少，时不时点头，伸手替老人理了理被风吹乱的衣襟——那动作带着点生涩，指尖碰到老人领口时微微一顿，像怕碰碎了什么瓷娃娃，却透着小心翼翼的认真，比早上在大厅里的焦躁模样柔和了不知多少。秋风卷着几片银杏叶打旋儿落下，有片正好落在老爷子的布包上，李建明伸手拈起来，顺势往老人手里塞，老爷子咧开嘴笑了，露出没剩几颗牙的牙床，阳光漏过他的指缝，在布包上投下细碎的光斑，像撒了把小米，落在蓝布上，竟生出几分活泼气。
档案袋里除了泛黄发脆的工作证、几页边角卷曲的调动记录，还夹着一张黑白工作照。李老太太站在顶天立地的书架前，穿着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领口系着个小小的红绸蝴蝶结，像朵含苞的花——绸子边角有点磨损，想来是系了许多次，被手指摩挲得发亮。她手里捧着本厚厚的精装书，侧脸的轮廓在镜头前柔和得像浸了水的棉花，嘴角弯成月牙，眼里盛着的光比书页上的字还亮，仿佛能映出书架上每一本书的名字，连书脊上的烫金都看得真切。照片背面用钢笔写着行小字：“1986年秋，书屋初成，与书为伴，足矣。”字迹娟秀，笔画间带着轻快的弧度，末尾画了个小小的笑脸，嘴角还特意翘了翘，像藏着个没说出口的俏皮话。旁边粘着片干枯的银杏叶，边缘卷成了波浪，叶梗处用细棉线捆了圈，想来是那年秋天，她从院子里捡来夹进去的，叶脉里还锁着当年的阳光味，凑近了闻，仿佛能嗅到淡淡的桂花香，混着旧书页特有的油墨气，在鼻尖轻轻挠。
第二天一早，我刚把菊花茶泡上，玻璃杯里的杭白菊还没舒展开蜷曲的身子，像群缩着翅膀的白蝴蝶，浮在水面轻轻转，就听见门口的风铃“叮铃”响了，声音比往常轻快了几分，像串银珠子在跳舞，叮铃铃、叮铃铃，撞得空气都跟着发颤。李建明扶着老爷子走进来，老爷子怀里的蓝布包鼓鼓囊囊的，被抱得紧紧的，胳膊肘都勒出了红印，像是揣着什么稀世珍宝，生怕被风吹跑了似的。李建明手里捏着几张折得整整齐齐的纸，边角都磨圆了，显然被反复摩挲过，纸上还留着淡淡的指印，能看出哪个角被捏得最久。“张同志，小王同志，”老爷子掀开布包的系带，里面露出几本线装书，蓝布封面上用朱砂题着“老伴书屋”四个字，笔迹和遗嘱上的如出一辙，墨色虽淡了些，却透着股执拗的认真——有个字的最后一笔拖得很长，像舍不得停下的思念，在布面上晕开浅浅的红。“这是她年轻时抄的诗集，一笔一画都是就着煤油灯写的，眼都熬红了，”老爷子的指腹轻轻蹭过纸面，像在抚摸一片易碎的云，“说要留给孩子们当念想。建明说……说想把书楼改成社区的公益书屋，让街坊邻里的孩子们都能来看书，说这才对得起他妈的心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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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明站在一旁，把手里的纸递过来，是张手绘的书楼改造草图，铅笔线条歪歪扭扭的，却标得格外仔细：“保留原有松木书架——老松木结实，我妈当年亲手打的，说能传三代，木料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