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陈校长指了指头顶。
“具体是谁我不清楚，但我知道，这是华联成立之初就定下来的规矩。”
“那位说过一句话——‘汉家的教化，是世界上最好的教化，我们不能只教给孩子们知识，更要教给他们做人的道理，教给他们对自己民族、对自己文化的认同。’”
钱教授沉默了。
他想起自己在国府那三个月的经历。
那时他也提出过类似的想法——建立系统的科研人才培养体系，从小学抓起，从基础教育抓起。
可得到的答复是：“想法很好，但现在条件不具备，等以后再说吧。”
以后！以后是什么时候？没有人知道。
那群国府所谓的官员，他们中大部分人根本不在乎老百姓的教育问题，用他们的话，现在温饱都没有解决，就不要提出来这种问题！
可实际真的不能解决温饱问题吗？
华联援助的粮食、布料、衣服，被塞满了仓库，可仓库外面的街道上，乞讨的难民随处可见。
对于那些官员来说，这些援助的粮食必须优先供应前方打仗的部队，那些难民暂时只能先委屈一段时间。
等政府解决了工农党，自然会回头救济他们，可是前线的士兵就可以吃饱了吗？
钱教授有幸看到过，那些士兵的吃的米全部是陈米，里面还有大量的沙子，即使是这样的陈米也不是一般不错可以吃到的！
而在华联，在这么偏远、这么艰苦的胡康河谷，竟然已经有了这样一所学校，竟然已经有了这样一群愿意为孩子们付出的人。
“陈校长，”钱教授忽然问，“您觉得值得吗？”
“什么值得吗？”
“放弃昆明的舒适生活，跑到这深山老林里来，值得吗？”
陈校长认真地想了想，说：“钱教授，您知道这些孩子以前是什么样吗？他们中很多人以前没有名字，因为父母不识字，不会起名字。”
“他们中很多人以前从来没有穿过鞋，一年四季光着脚在地上跑。他们中很多人以前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吃饱饭，至于读书识字，那是想都不敢想的事。”
“可现在呢？他们有了名字，有了书包，有了课本，他们每天早晨背着书包来上学，放学回家还会教父母认字，您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叫希望。”
钱教授看着她，忽然明白了什么。
“钱教授，”陈校长又说，“您做的那些事，我虽然不太懂，但我知道肯定很重要。”
“您在造一个很厉害的东西，对吧？可我想说的是，我们做的这些事也很重要。”
“您在造一个保护我们的东西，我们在造一个让这个保护有价值的东西——那就是人。”
“有希望的人，有尊严的人，真正像人一样活着的人。”
那天晚上，钱教授回到基地，一个人坐在宿舍里想了很久。
他想起自己在曼哈顿工程时见过的那些同事，一个个都是顶尖的科学家，可他们造出来的东西却杀了那么多人。
他想起自己回国的初衷，是想让华国也有能力保护自己，可现在他才真正明白，保护什么比怎么保护更重要。
保护的不是疆土，不是政权，不是任何抽象的东西。
保护的是这些人——陈校长，林先生，周总工，还有那些在山坡上长眠的建设者，那些在简陋教室里读书的孩子。
夏天的时候，一个消息从东瀛省传来。
经过近一年的清理和审判，东瀛省所有在押的战争罪犯全部处理完毕。
其中被判处死刑并执行枪决的超过两百万人，被判处有期徒刑并在监狱或农场劳役的有四百多万人。
此外，还有三百多万人因为罪行较轻或者主动认罪，被免于起诉，但被剥夺了政治权利，需要在监督下生活和工作。
这个数字震撼了整个世界。
国际舆论一片哗然，有人指责华联“反人类”“种族灭绝”，要求联合国进行制裁。
可华联政府只是淡淡地回应了一句：“这是日本侵略者应得的惩罚，谁不服，可以来查历史。”
钱教授在基地看到了这份声明，久久不语。
他想起一个细节——几年前，当第一批日本战犯被押到胡康河谷时，有一个老兵突然冲上去，一拳把一个战犯打翻在地。
那个老兵被人拉开后，跪在地上嚎啕大哭。后来有人问起才知道，他的父母、妻子、三个孩子，全部死在日本人手里。
他找日本人报了仇，可心里的创伤一辈子都好不了。
现在，这些战犯已经死了很多，还有的正在服劳役。
钱教授偶尔会从工地旁边经过，看着那些穿着褐色囚服的人，心里已经没有当初那种复杂的情绪。
他们就像机器一样，沉默地劳作，沉默地吃饭，沉默地睡觉。
有些人刑期快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