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水将废弃工厂铁锈色的尘土变成黏腻的泥浆，在破碎的窗户和扭曲的钢梁上画出道道污痕。空气里混合着铁锈、潮湿的混凝土、以及一种更浓烈的、令人作呕的甜腥腐败气味。这里曾是匹兹堡的钢铁心脏，如今成了“人类文明生存委员会”北美战区东部防线的一个前沿观察哨兼临时补给点，代号“铁砧”。但现在，它更像一口正在被缓缓合拢的棺材。
观察哨位于工厂原行政楼的顶层，一个四面都有狭小射击孔的房间。房间里只剩下四个人。美国陆军第28步兵师第112步兵团c连的残部——确切地说，是c连一排的一部分。他们原本有三十七人，任务是监视阿勒格尼河对岸“归零者”的动向，并接应从匹兹堡市区撤出的平民。三天前，一股数量惊人的“归零者”潮，在几个“基石战士”的引导下，突然渡河，截断了他们与后方主力在莫农加希拉河防线之间的联系。随后，他们与连主力和营部失去了无线电联系。绝望的突围尝试损失了十几个人，剩下的被迫退回这座工厂，凭借复杂的地形和有限的弹药，已经苦苦支撑了四十八小时。
“最后统计。”说话的是代理排长，技术军士詹姆斯·“吉米”·多诺万。他是个爱尔兰裔的费城人，二十八岁，战前是汽车厂技工，此刻脸上满是油污、汗水和一道新鲜的血口子，左臂用撕碎的军服草草包扎着，渗出暗红色的血渍。他的声音嘶哑，但努力保持平静。
蹲在墙角检查弹药箱的是列兵托马斯·“汤米”·李，一个来自肯塔基山区的瘦高青年，十九岁，眼神里还残留着农家少年的单纯，但现在更多的是恐惧和茫然。他数了数散落在木箱里的黄铜弹壳，喉结滚动了一下：“步枪弹……四十七发。春田和加兰德混着。手枪弹……我的点四五还有六发，中士你的还有四发。手榴弹……没了。燃烧瓶……还有两个，但打火机快没油了。”
靠在另一个射击孔下，捂着腹部、脸色惨白的是下士卡洛斯·罗德里格斯，波多黎各人，二十五岁，战前在纽约开出租车。他的腹部被“归零者”的爪子划开了一道口子，虽然用急救包里的磺胺粉和绷带处理过，但已经开始红肿发热，显然是感染了。“水……还有半壶。吃的……最后半块d口粮，长了绿毛。”他每说一句话都吃力地吸气。
第四个人坐在房间中央的地上，背靠着冰冷的混凝土柱，是上等兵迈克尔·“神父”·奥马利。他是爱尔兰移民后裔，来自波士顿，三十二岁，战前是神学院学生，因为体格健壮被征召。他此刻没有检查装备，只是低着头，手里紧紧攥着挂在脖子上的十字架，嘴唇无声地嚅动，像是在祈祷。
“无线电？”多诺万问。
汤米·李摇了摇头，踢了踢脚边那台沉默的ScR-536步话机：“电池彻底没电了。敲了也没反应。外面干扰一直很强。”
房间里陷入沉默，只有雨点敲打铁皮屋顶的声音，和远处——似乎越来越近——那隐约的、非人的呻吟和拖沓的脚步声。工厂巨大的空间像是一个天然的音箱，将那些声音放大、扭曲，从四面八方传来，无法判断具体方向和距离。但所有人都知道，它们就在外面，在错综复杂的车间、走廊、楼梯间里游荡，搜寻着活人的气息。数量……可能成百上千。
“三天了，”卡洛斯嘶哑地说，努力挤出一个惨笑，“救援没来。电台没信号。我们被忘了，吉米。”
“不会的，”多诺万坚定地说，但这话他自己听起来都空洞，“营部知道我们的位置。他们一定会派人来。或者空军会来轰炸这片区域……”他停住了，因为连他自己都不信。过去一周，天空很少见到人类的飞机，倒是偶尔有奇怪的、无声的黑色飞行器掠过，扔下一些罐子，落地后释放出滚滚的、带着甜味的绿色烟雾，吸入烟雾的“归零者”会变得更加狂躁。
“也许我们应该再试一次突围，”汤米·李说，声音带着希望，“趁着天亮，从西边的装卸码头走，河边芦苇多，也许能躲开……”
“西边？”卡洛斯咳嗽起来，咳出一口带血的痰，“昨天下午，我看到至少五十个那些玩意儿从西边的废料场晃过去。还有……我看到一个穿着国民警卫队制服的东西，脑袋缺了半边，还在走。可能是……可能是d连的人。”
又是一阵沉默。d连是他们的友邻部队，三天前在河对岸失去联系。
“神父”奥马利突然抬起头，他的眼睛在昏暗的光线下显得异常明亮，但眼神空洞。“你们听见了吗？”他低声说。
“什么？”多诺万警惕地抓起身边的m1加兰德步枪。
“歌声，”奥马利侧耳倾听，脸上露出一种怪异的神情，“赞美诗……《与我同在》。是我妈妈……以前常唱的。”
多诺万的心猛地一沉。生存委员会的简报里反复警告过，“破碎王冠”和“自由之翼”会利用克隆技术和某种声波或心理干扰手段，模拟死者或亲人的声音、形象，来瓦解士兵的意志。这被称为“幽灵低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