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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场的最后，两人将历史旧例与当前情况结合，初步确定了议事的 “三个方向”：军事授权以 “旧例为基础，加副署条款”；行政授权以 “新定分离原则，划清边界”；部落授权以 “辅助为主，减少直接对接”。萧虎将这三个方向写在空白纸笺上，放在书桌中央：“这便是咱们今日议事的骨架，接下来只需填充血肉，定出具体条款。” 耶律楚材端起奶茶，轻轻抿了一口：“如此甚好，既不违旧制，又能应新局，可开始细议了。”
此时，书房外的雪下得更密了，烛火在炭火的映衬下愈发稳定，满桌的卷宗与舆图，见证着这场将影响漠南乃至朝廷权力格局的关键议事。
军事授权是两人商议的核心，毕竟忽必烈求掌的是 “漠南兵权”，两人从 “调兵权、训练权、粮草权” 三个核心维度细致拆解，每一项权限都明确 “可放权内容、需限制措施、监督方式”，确保既不影响忽必烈应对防务，又能防止其军事专权。
首先是 “调兵权” 的拆解。两人一致认为，调兵权是军事授权的核心，必须严格限制，却也需给忽必烈足够的灵活性应对突发情况。最终议定：“忽必烈可自主调动漠南驻军三千人以下，用于应对草原盗匪、部落袭扰等小规模突发事件；调动三千人以上，或涉及跨区域（如从邢州调兵至京兆），需持‘枢密院调兵符’+‘萧虎副署令’，两者缺一不可。” 为确保执行，还规定 “调兵符分为两半，一半由枢密院保管，一半由忽必烈保管，调兵时需两半合验，副署令需萧虎亲笔书写，盖私印为证”。耶律楚材补充道：“还需在漠南各驻军点设‘监兵官’，由枢密院直接任命，调兵时需监兵官在场核验符令，否则驻军不得听命。” 这一设计，既给了忽必烈应对小规模战事的权力，又防止其大规模调兵生事。
其次是 “训练权” 的拆解。考虑到忽必烈在混编训练上的成效，两人决定 “适度放权”：“忽必烈可自主制定漠南驻军的训练计划，包括混编训练、骑射演练、阵法练习等，无需报枢密院审批；可自主选拔民兵中的优秀者编入禁军，补充兵力缺口。” 但也设置了限制：“训练计划需每月向枢密院报备一次，便于中枢掌握训练进度；禁军教官的任命权归枢密院，忽必烈可推荐人选，但最终需枢密院核准。” 萧虎解释道：“训练权放权，是为让他快速整合漠南兵力；保留教官任命权，是为确保禁军的忠诚度，避免他用自己的人替换禁军教官。”
再者是 “粮草权” 的拆解。结合忽必烈此前私自支取粮草的经历，两人对粮草权的限制最为严格：“漠南驻军的粮草由户部直接拨付至各驻军点的‘粮草库’，粮草库由户部任命的‘粮官’管理，忽必烈仅可根据训练与防务需求，向粮官申请‘月度粮草配额’，粮官需核对申请与实际需求，无误后才可发放。” 为防止忽必烈与粮官勾结，还规定 “粮官每季度需向户部与枢密院同时上报粮草收支账册，账册需附忽必烈的申请记录，若发现账实不符，粮官与忽必烈需共同担责”。耶律楚材道：“粮草是军队的命脉，绝不能让任何一方独掌，这样的设计，可让户部、枢密院与忽必烈三方相互监督。”
每一项拆解后，萧虎都会将条款写在 “军事授权册” 上，耶律楚材则会核对是否符合元代军制旧例，若有冲突，便共同修改。如最初商议 “调兵三千人以下自主” 时，耶律楚材提出 “元代旧例中宗室自主调兵上限为两千人”，两人便重新商议，最终确定 “三千人”—— 既照顾忽必烈应对漠南复杂防务的需求，又比旧例多一千人，显露出朝廷的信任，同时也在备注中说明 “此为漠南特殊情况，不为例”，确保不破坏旧制。
军事授权外，两人还重点商议了 “行政授权” 的边界 —— 忽必烈在漠南的治绩与越权，让他们意识到需明确 “军务相关行政” 与 “纯粹地方行政” 的区别，避免忽必烈借军务之名干预地方治理，也确保地方官府能配合其防务工作，符合元代 “军政分离” 的行政原则。
首先是 “军务相关行政的放权”。两人确定，忽必烈可自主处理 “与军务直接相关的行政事务”，具体包括：流民编入民兵的登记与训练（流民是漠南兵力的重要来源，且编入民兵后需军事管理，属军务范畴）；屯田区的耕地分配与军粮征收（屯田是为供应军粮，属军务配套行政）；驿路的防务与维护（驿路是军情传递的关键，属军务保障）。为确保放权落地，还规定 “地方官府需配合忽必烈处理这些事务，如流民登记需地方官府提供户籍资料，屯田需地方官府协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