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邓禹的辅佐下，刘秀的势力迅速壮大：他先是击败了王郎，平定了邯郸；接着又收编了铜马军等义军，兵力扩充到数十万，被河北百姓称为“铜马帝”；然后又派军南下，夺取了洛阳，将都城定在那里。到了建武元年（公元25年），刘秀在河北鄗城正式称帝，国号仍为“汉”，史称东汉——这一刻，邓禹当年的“开国蓝图”，实现了最关键的一步。
登基后的刘秀，日子并不好过。此时的天下，仍有诸多割据势力：东边的刘永占据梁地，控制着中原东部的粮仓；西边的赤眉军已攻入长安，推翻了更始政权，正与王莽残余势力混战；南边的秦丰、田戎割据荆州、益州，阻断了刘秀南下的道路；而最让刘秀头疼的，是黄河以东的“河东郡”——这地方被王莽旧部王匡、成丹、刘均等人占据，不仅囤积了数十万石粮食，还控制着黄河的渡口，离都城洛阳只有数百里路程，就像一把锋利的刀子，架在他的脖子上，威胁最大。
建武元年六月，刘秀在洛阳召开朝会，与群臣商议对策。他拍着龙椅，神色凝重地说：“河东乃中原要地，物产丰饶，又控黄河渡口，若不拿下，洛阳永无宁日，我大汉的基业不稳！今日召集众卿，就是要商议出兵河东之事——谁愿领兵出征，击破王匡，为朕夺取河东？”
朝堂之上，顿时陷入一片寂静。诸将你看我，我看你，都不敢主动请缨。原因无他：一来，王匡麾下有五万多兵力，且多为王莽旧部，作战经验丰富，而刘秀此时主力部队多在河北、河南一带，能抽调的兵力有限；二来，河东地形复杂，多山地、河流，不利于大兵团作战，且王匡已在河东经营多年，修筑了不少防御工事，易守难攻。
就在这时，邓禹从文官队伍中走了出来，躬身行礼，声音洪亮地说：“陛下，河东事关社稷安危，臣愿领兵出征，定能击破王匡，稳固后方！”
刘秀闻言，又喜又忧。喜的是邓禹愿担此重任，解自己的燃眉之急；忧的是邓禹此前从未领兵打过仗，担心他缺乏实战经验，不是王匡的对手。刘秀犹豫着说：“仲华，领兵打仗非同小可，王匡乃沙场老将，兵力又占优势，你……可有把握？”
邓禹从容答道：“陛下放心，臣虽未亲自领兵，却已对王匡的兵力、布防和军纪做了详细调查。王匡虽有五万兵力，却多为临时拼凑，军纪涣散，诸将之间又矛盾重重——成丹与刘均素来不和，常因粮草分配、兵力部署之事争执不休；王匡本人虽勇猛，却刚愎自用，听不进下属的建议。反观我军，虽兵力稍弱，却军纪严明，将士同心，且臣已制定了详细的作战计划，定能击破王匡。”
刘秀见邓禹胸有成竹，又想起他此前制定的战略从未出错，便不再犹豫，任命邓禹为“前将军”，赐予他象征兵权的节杖和斧钺，拨给他两万精兵，让他率军西征河东。同时，刘秀还下令：“凡河东诸郡，皆受邓禹节制，若有不从者，以抗旨论处。”
建武元年七月，邓禹率领两万汉军，从洛阳出发，向西进军河东。他深知“军纪是军队的根本”，刚出发就立下了三条军规：第一，不得劫掠百姓财物，若有违反，斩立决；第二，不得擅杀降兵降将，若有投降者，需妥善安置；第三，不得破坏农田、房屋，若有损坏，需照价赔偿。
正因如此，汉军所到之处，深受百姓欢迎。路过河东边界的垣县时，当地百姓见汉军秋毫无犯，纷纷提着茶水、干粮来军营慰问，不少流民还主动要求参军，希望能跟着邓禹讨伐王匡，保卫家乡。邓禹对前来投军的流民一一安抚，挑选年轻力壮者编入军队，对老弱妇孺则发给粮食，劝他们返乡种地。就这样，汉军还未抵达河东腹地，兵力就从两万扩充到了三万多人，士气也越发高涨。
八月初，邓禹率军抵达河东郡的解县附近。他没有急着进攻，而是先派侦察兵深入敌后，摸清王匡的布防情况。侦察兵回报：王匡将主力部队驻扎在河东郡的治所安邑城，同时派部将樊参率领两万兵力驻守解县，形成“前后呼应”之势——若汉军进攻安邑，樊参就从解县出兵，袭扰汉军后方；若汉军进攻解县，王匡则从安邑出兵，支援樊参。
邓禹听完汇报，微微一笑，对诸将说：“王匡此举，看似稳妥，实则犯了‘分兵之忌’。他将五万兵力分成两部，一部守安邑，一部守解县，彼此相距百里，若我军集中兵力先破解县，安邑的王匡来不及支援，樊参必败。樊参一败，安邑就成了孤城，到时候再集中兵力攻打安邑，王匡必败无疑。诸将听了，纷纷点头称是。邓禹当即下令：留下五千兵力驻守大营，防备安邑的王匡出兵；自己则率领两万五千精兵，连夜出发，绕到解县的后方，准备趁黎明时分发起突袭。
当天夜里，汉军将士趁着夜色的掩护，悄悄向解县进发。此时的解县，樊参正沉浸在“万无一失”的幻想中，他认为汉军远道而来，必然疲惫，不会立即发起进攻，因此既没有加强戒备，也没有派人侦察汉军的动向，甚至还在军营里摆酒设宴，与部将们饮酒作乐。
天刚蒙蒙亮，邓禹率领的汉军已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