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专门镇守边疆。简单说就是：兵权必须握在朝廷手里，谁也不能再当\"土皇帝\"。

    朝堂上的汉臣和色目臣，也因为这场叛乱吵翻了天。色目大臣阿合马趁机上奏：\"汉人不可信！李璮就是例子，以后朝廷要职，得让咱色目人多担着。\"汉臣许衡反驳：\"李璮是个例，不能一竿子打翻一船人！治国还得靠汉法。\"忽必烈听着两边吵，没说话，心里却有了主意——他让阿合马管财政，让许衡管教育，谁也不得罪，但兵权和地方行政权，坚决不放手给汉人。

    还有个意想不到的变化，是对\"儒户\"的政策。李璮叛乱时，山东有几个儒生跟着他写檄文，忽必烈平定叛乱后，一度想把天下的儒生都划入\"军户\"（当兵的户籍）。多亏姚枢站出来说：\"儒生读的是孔孟之道，教的是忠孝节义，跟李璮这种乱贼不一样。要是把他们逼急了，天下人会说陛下不爱惜人才。\"忽必烈这才改了主意，还特意下旨：\"儒户免差役，专心治学。\"——这场叛乱，反倒让儒生的地位更稳了。

    至元六年（1269年）春天，大都的桃花开了。忽必烈在琼华岛（今北海公园）设宴，召集群臣喝酒。酒过三巡，他指着窗外的春色说：\"去年今日，李璮还在济南城里做梦；今年今日，咱大元的法度，总算立起来了。\"

    大臣们赶紧举杯附和，可谁也没说破：这场由一个军阀挑起的叛乱，虽然被平定了，但它像一根刺，扎在了元朝的统治根基里——蒙古人与汉人的信任，从此多了一道裂痕；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平衡，也从此偏向了\"强中央\"。而这道裂痕和这份偏向，将在往后的百年里，不断影响着大元王朝的命运。

    就像史天泽在平定叛乱后写给儿子的信里说的：\"李璮这一闹，看似是他自己找死，实则是给大元敲了警钟——这天下要坐稳，光靠刀枪不行，还得让人心服。可人心这东西，哪有那么容易收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