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让她心寒的是，张汝舟不仅贪财，还品行不端。李清照偶然发现，他的官印文书似乎有伪造痕迹，追问之下，张汝舟支支吾吾，竟露出了马脚。原来，他的官职是通过虚报举数（宋代科举中举需有人推荐，虚报推荐次数是欺君之罪）得来的，平日里还克扣军饷，中饱私囊。这一下，李清照心中最后一丝幻想也破灭了——这哪里是良人，分明是个伪君子！
李清照萌生啦离婚都想法，然而在宋代，女子要离婚，难如登天。当时的法律规定，“妻擅去者徒二年，因而改嫁者加二等”，除非丈夫有“七出”之罪（无子、淫佚、不事舅姑、口舌、盗窃、妒忌、恶疾），或丈夫失踪三年以上，妻子才能提出离婚。而张汝舟虽然家暴、贪财，但并未犯“七出”中的条款，更何况他是官吏，社会地位比李清照高（尽管是个小官）。
换作一般女子，或许只能忍气吞声，在不幸的婚姻里耗尽余生。但李清照是谁？她是能写出“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奇女子，是骨子里透着刚烈的易安居士！她岂能容忍自己与这样一个卑劣之徒共度余生？
经过几夜无眠的思索，李清照做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决定：不仅要离婚，还要告张汝舟欺君罔上之罪！这在当时可谓是“石破天惊”之举——妻子告丈夫，本就违背“夫为妻纲”的伦理，更何况告的是欺君之罪，一旦告成，张汝舟虽必死无疑，而她自己，按照宋代法律，“妻告夫，虽属实，仍需徒刑二年”。
也就是说，李清照若要离婚，必须先把自己送进大牢。
身边的亲友得知此事，无不大惊失色，纷纷来劝：“夫人三思啊！告夫乃是大逆不道，何况还要坐牢，值吗？”
李清照却异常坚决，她缓缓道：“我宁可坐牢，也不愿与这等败类同床共枕。身狱易脱，心狱难离。若为自由故，二年徒刑又何妨？”她的眼神里，没有恐惧，没有哀伤只有一种破釜沉舟的决绝。
绍兴二年（1132 年）九月，李清照一纸诉状递到了临安府衙，状告丈夫张汝舟“妄增举数”“贪污军饷”。知府大人接过诉状，一看原告是李清照，被告是她的丈夫，顿时皱紧了眉头。这案子太棘手了，一边是名满天下的才女，一边是朝廷命官，无论怎么判，都可能引来非议。
张汝舟得知李清照竟敢告他，气得暴跳如雷：“好你个李清照！你竟敢告我？我看你是不想活了！你以为官府会帮你这妇道人家？我告诉你，不出三日，我就让你尝尝牢饭的滋味！”
李清照冷冷地看着他，道：“你贪赃枉法，欺君罔上，本就该受国法惩处。我告你，是替天行道，也求自己能够解脱。”
很快，临安府开堂审理此案。公堂上，李清照一身素衣，从容不迫地陈述张汝舟虚报举数的证据，并找到了当年知情的同僚作证。张汝舟起初还百般抵赖，可在确凿证据面前，终于无法自圆其说，被打得皮开肉绽（宋代审案常用刑讯），只得招认。
按律，张汝舟“妄增举数”，当处流放之刑（宋代对欺君之罪处罚较重，但视情节可免死）；而李清照“妻告夫”，虽属实，仍需判徒刑二年。消息传出，杭州城为之哗然。人们既震惊于李清照的刚烈，又为她即将面临的牢狱之灾感到惋惜。
就在李清照即将入狱之际，一个关键人物出现了——他就是当时的翰林学士綦（qi)崇礼。这綦崇礼与赵明诚有些交情，也曾受过李清照父亲李格非（苏门后四学士之一）的恩惠，对李清照的才学和遭遇十分同情。更重要的是，他为人正直，看不惯张汝舟的卑劣行径。
綦崇礼得知李清照的案子后，立刻意识到其中的不公。他想：李清照告夫虽是事实，但张汝舟本就是罪有应得，岂能让才女因仗义执言而身陷囹圄？于是，他连夜起草奏章，向高宗皇帝进言，陈明李清照再嫁的无奈、张汝舟的险恶用心，以及李清照告夫实乃“不得已而为之”，请求皇帝法外开恩，赦免李清照的徒刑。
綦崇礼在奏章中写道：“清照不终晚节，卷进家讼，甚为可惜。然张汝舟欺君贪墨，罪有应得。清照告夫，虽违伦理，实乃为民除害，为己脱厄。伏望陛下怜其才、悯其遇，赦其刑罚，使才女得免牢狱之苦。”
高宗皇帝此时正忙于稳固南宋政权，对这种家务事本不想多管，但架不住綦崇礼等大臣的再三进谏，又念及李清照的才名，最终下了一道谕旨：“李清照告夫属实，然其情可悯，着免其徒刑，准其与张汝舟离异。张汝舟欺君贪墨，革去官职，流放柳州。”
这道谕旨一下，李清照总算逃过了牢狱之灾。拿到离婚判决书的那天，杭州下着蒙蒙细雨。李清照站在窗前，看着雨丝打湿庭院里的芭蕉，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这口气，她憋了太久，从再嫁的悔恨，到婚变的痛苦，再到告状的决绝，如今终于得以舒展。
张汝舟被削职流放，从此消失在历史的尘埃里。而李清照，虽然摆脱了不幸的婚姻，却也因这场风波受尽了世人的非议。有人骂她“晚节不保”，有人笑她“识人不明”，连一些昔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