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那头，还传来了孩子懵懂的哭声，江奔宇的心里像被针扎一样疼，密密麻麻的愧疚感淹没了他。他亏欠家人太多了，自从到红阳公社工作，他很少回家，家里的大小事务都是妻子一个人扛着，拉扯孩子，如今自己又出了这样的事，让他们跟着担惊受怕，他怎么能不难受？
“阿凤，对不起，”江奔宇的声音也带上了哽咽，“是我不好，让你和担心了。”
挂了电话，江奔宇久久地站在电话室里，听筒还紧紧握在手里，冰凉的触感从指尖传到心底。电话室的大妈看着他失魂落魄的样子，欲言又止，最终只是轻轻叹了口气。
回到合作社的办公室，江奔宇反手关上了门，把外面的喧嚣和议论都隔绝在外。他走到办公桌前，拿起桌上的渔产收购账目，一页一页地翻看。泛黄的纸页上，每一个字迹都出自他的手，每一笔账目都记得清清楚楚，每一分钱都有据可查。三月初六收王大海的带鱼，备注里写着“部分鱼货不新鲜，协商降价，王大海本人签字确认”；五月买麻袋，附页上贴着供销社的发票，数量、单价、总价，一目了然。
这些账目，是他日复一日熬夜整理出来的，是他兢兢业业工作的见证，也是他清白的证明。他看着这些熟悉的字迹，眼泪终于忍不住掉了下来，砸在纸页上，晕开一小片水渍。他想不通，自己到底得罪了谁，为什么会有人用这种卑劣的手段来污蔑他？是嫉妒他在合作社做出的成绩？还是不满他的统筹方式，断了某些人的财路？
他又拿起桌上的全家福照片。照片是去年春节拍的，妻子秦嫣凤抱着年幼的两个孩子，脸上带着温柔的笑容，眼角眉梢都是对生活的期盼，可他们看着镜头，眼神里满是欣慰和骄傲。江奔宇的手指轻轻拂过照片上每个人的脸庞，指尖的触感仿佛能感受到家人的温度。
他想起了妻子所做的一切，一股强烈的愧疚感涌上心头，他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合格的丈夫，不是一个称职的父亲。
一边是清白的名声，是公社纪委的调查，是家人的恐慌和担忧；一边是被搁置的抱负，是红阳渔户们的期盼，是心底那股想干一番实事的执念。江奔宇的心里，像被两股力量反复拉扯，一边是悬崖，一边是深渊，无论选择哪一边，都充满了艰难。
如果选择等待调查，他不知道这场调查会持续多久，也不知道最终能不能还自己一个清白。而红阳渔产合作社，刚刚有了一点起色，一旦他离开，那些正在酝酿的深加工计划、拓宽销路的想法，很可能会就此搁浅，渔户们好不容易看到的希望，又会变得渺茫。
可如果不等待调查，他又该何去何从？放弃公社的工作，，若是就此离开，会不会被人误以为是“畏罪潜逃”？那他的清白，岂不是永远也说不清了？
那一夜，江奔宇彻夜未眠。他坐在办公桌前，点燃了一支又一支李主任留下的“大前门”香烟，烟雾在昏暗的煤油灯下游荡，模糊了他的身影。他反复回想自己在公社工作的这一年多，那些跑遍渔村的日日夜夜，那些和渔户们促膝长谈的场景，那些为了合作社的发展绞尽脑汁的瞬间，一一在脑海中浮现。
他想起了初春的清晨，他和老渔民王大海一起出海，刺骨的海水打湿了裤腿，王大海却笑着说：“奔宇，只要能让鱼卖个好价钱，这点苦算啥？”；想起了盛夏的午后，他顶着烈日去周边县城跑销路，饿了就啃一口干硬的馒头，渴了就喝一口路边的井水，终于谈成了第一笔鱼干订单时的喜悦；想起了深秋的夜晚，他和合作社的社员们一起在晒场加班，烘干最后一批鱼货，看着堆成小山的鱼干，大家脸上都洋溢着丰收的笑容。
这些画面，清晰得仿佛就发生在昨天。他问心无愧，没有丝毫愧疚，只有满心的委屈和不甘。他不甘心自己的努力就这样被抹杀，不甘心渔户们的希望就这样破灭，更不甘心被人用莫须有的罪名钉在耻辱柱上。
烟蒂一支接一支地扔进烟灰缸，很快就堆成了一座小山。窗外的天，渐渐从漆黑变成了深蓝，又从深蓝泛起了鱼肚白。远处的渔村传来了鸡鸣声，清脆而嘹亮，打破了黎明的寂静。江奔宇猛地掐灭了手中的烟头，眼神里的迷茫渐渐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决绝的光芒。
他想起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想起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想起了那些关于“个体户”的讨论。既然公社的工作暂时无法继续，既然等待调查只会消磨时光，那不如借着停薪留职的机会，放手一搏！
他要把在三乡镇创办自己的商号带过来，要搞渔产深加工，要把红阳的渔产卖到更远的地方去！他要用实实在在的成绩，证明自己的清白——一个能让渔户们增收、能为地方经济做贡献的人，怎么可能是贪污犯？他也要实现自己当初的抱负，让红阳的渔户们都能过上好日子，让家人不再为生计发愁。
这个决定，带着被污蔑的委屈，带着壮志未酬的不甘，更带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江奔宇站起身，推开办公室的窗户，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射进来，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