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社办公室的木门缝里漏进风，吹得煤油灯的火苗剧烈晃动，将江奔宇伏案的身影在土墙上拉得忽长忽短，又猛地缩成一团。
桌上摊着刚从县里领回的文件，“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八个黑体字被灯光映得格外醒目，墨迹还带着几分未干的沉凝，却像一颗石子，在江奔宇心里激起了层层涟漪。
傍晚时分，贺洋顶着大风从地区供销社赶了回来。他裹着一件打了补丁的军大衣，领口和袖口印着薄薄的水印，头发被风吹得凌乱不堪，一进门就把帆布包往桌上一扔，发出“咚”的一声闷响，包里的账本和单据哗啦啦散了出来。
“江主任，可算赶回来了，这鬼天气，差点把人在半路上吹飞。”他搓了搓双手，眼神里藏着难以掩饰的激动与神秘。
江奔宇放下手中的钢笔，起身给贺洋倒了一碗热水：“先暖暖身子，路上还顺利吗？地区供销社的订单对接好了？”他以为贺洋只是带回了订单的消息，毕竟这段时间红阳贝类在地区销路渐广，追加订单已是常事。
可贺洋却摆了摆手，接过搪瓷缸子一饮而尽，抹了把嘴角的水渍，又警惕地走到门口，掀起门帘往外面望了望——院外空无一人，只有大风卷着枯叶在墙角打转，他才关上房门，压低声音凑到江奔宇耳边，语气里带着抑制不住的颤抖：“江主任，订单的事都妥了，地区供销社还说要给咱扩产能，把咱的货供到周边地市的国营商场。但我这次回来，还带了个更要紧的消息，在一个供销社主任那里听来的，说是上面来文件了，要开重要经济会议，要动大刀子了！”
江奔宇的心猛地一跳，握着钢笔的手指不自觉收紧，笔杆在掌心压出一道浅浅的红痕。“别着急，慢慢说，到底是什么消息？”他强压下内心的悸动，他自然知道是真正的改革东风来了，于是示意贺洋坐下说。
这些日子，他在县农业局的文件里、在与李科长的闲谈中，总能听到一些模糊的提法——不再一味强调“集体经营”，不再把“多劳多得”当成资本主义尾巴批判，甚至有人隐晦地提起“要让农民吃饱饭，就得打破条条框框”。他起初只当是常规的政策微调，从未想过会是“动大刀子”的变革。
贺洋拉过一把矮凳，凑近煤油灯，声音压得更低，几乎只有两人能听见：“我在地区供销社的食堂里，偶然听到王主任和地区农业局的同志聊天，说上面很快就要出台新政策，要放宽对农村的管控，允许个人搞副业经营，不再死死绑着公社工分过日子。
还有人说，安徽凤阳那边已经有人悄悄搞了‘包产到户’，把土地分到各家各户种，往年吃不饱饭的村子，今年居然破天荒缴了公粮还留足了口粮，产量翻了好几倍！”
“包产到户”四个字，像一道惊雷在江奔宇耳边炸响。在那个“一大二公”的年代，这四个字无疑是触碰禁区的“大逆不道”，此前谁要是敢提一句“分地”“个人经营”，轻则被批判为“走资本主义道路”，重则被撤销职务、挂牌批斗。他想起刚到红阳时，周老根提起前几年搞滩涂养殖被批“瞎折腾”、搞资本主义尾巴的往事，心里一阵翻涌——若是这政策真能落地，那红阳合作社面临的所有束缚，不就有了破解的希望？
他下意识地抬手摸了摸桌角的帆布公文包，里面装着合作社这大半年的台账，每一页都记满了渔民们的汗水与期盼，也记满了体制束缚下的无奈。合作社成立以来，虽然靠着品质和实干打开了销路，让渔民们多挣了工分，但始终被公社体制捆着手脚：采购苗种、发酵用的农具，都要按公社的计划层层审批，去年深秋为了赶贝类育苗的最佳时节，他跑了三趟县农资站、两趟公社管委会，批文下来时还是耽误了近十天，导致第一批苗种成活率比预期低了一成；收益分配更是受限于工分制度，渔民们辛苦养殖出来的贝类卖出高价，大部分收益要上缴公社统一调配，分到渔民手里的，不过是按工分折算的口粮和少量现金，远远配不上他们的付出；就连扩大养殖规模，也要经过公社同意，不能自主决定片区开发，眼睁睁看着闲置的滩涂浪费，却无能为力。
“江主任，您说这消息是真的吗？要是真能个人搞经营，咱是不是就不用再看公社的脸色，合作社自己说了算？”贺洋眼里满是憧憬，搓着手说道，“到时候咱自己采购苗种、自己对接销路，收益全归渔民们分，不用再层层上缴，大伙肯定更有干劲！我还听说，要是政策允许，咱还能搞个体贩运，把咱红阳的贝类卖到更远的地方去，挣更多的钱！”
江奔宇没有立刻应声，只是重新拿起桌上的文件，指尖一遍遍拂过“解放思想”四个字，心里却在激烈地博弈。他知道，贺洋说的这些，正是他长久以来期盼的，但变革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
红阳的渔民们被“左”的思想束缚了太多年，被一次次失败的尝试磨掉了勇气，若是政策只是风声，还未正式落地，贸然尝试“包产到户”或者自主经营，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