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走进院子，就看到一个中年男人迎了上来，约莫四十多岁，穿着和江奔宇类似的中山装，只是更旧些，领口还沾着几点墨渍。他脸上带着憨厚的笑容，脚步匆匆，手里还攥着一支钢笔和一个账本，显然是刚在处理公务。“是江主任吧？我是公社主任老王，王剑钧。”男人伸出手，掌心的老茧又厚又硬，磨得江奔宇的手微微发疼，“可算把你盼来了，路上辛苦了！”
江奔宇连忙握住他的手，语气诚恳：“王主任客气了，以后还要靠你多指点，咱们一起把红阳的日子过好。”
王剑钧领着他走进办公室，屋里光线昏暗，只有两扇小窗户，玻璃上蒙着一层灰尘，透进来的光线微弱。屋里摆着四张木质办公桌，桌面开裂，上面堆着厚厚的账本和文件，墙角放着一个老式的煤炉，炉子里没有火苗，只剩下一点余温。最里面的墙上挂着一张全国地图，地图边角卷起，上面用图钉标注着几个小点，应该是红阳的各个渔村。
王剑钧给江奔宇倒了一杯热水，搪瓷缸子上印着“为人民服务”五个字，杯口有些磕碰。“江主任，你是县里派来的文化人，懂技术、有思路，可得救救红阳。”他坐在江奔宇对面，脸上的笑容渐渐褪去，语气里满是无奈与沉重，“说出来不怕你笑话，咱红阳守着这方海，本该是块宝地，可偏偏守着金饭碗要饭。”
他叹了口气，指尖敲了敲桌面，语气里满是疲惫：“咱这儿的海好，渔产也足，花蛤、缢蛏、黄花鱼，哪样品质都不差。可你也看到了，渔民们捕捞上来的渔产，要么就地低价卖给小贩，要么就烂在海边——没有保鲜的法子，渔获上岸最多放两天就臭了，小贩们趁机压价，一斤上好的花蛤，换不来两个工分。”
江奔宇捧着搪瓷缸，热水的温度顺着指尖蔓延开来，却暖不透心里的沉重。他想起沿途看到的荒芜滩涂，忍不住问：“那滩涂呢？这么大一片，不能利用起来吗？”
“怎么没想过？”王剑钧苦笑一声，从抽屉里拿出一本泛黄的账本，翻到其中一页，“前几年我刚当主任的时候，也想组织渔民搞滩涂养殖，可没人懂技术，也没人敢尝试。老一辈渔民就认近海捕捞的老法子，觉得靠海吃海，听天由命就好。再说，公社也没资金买苗种、搞设施，折腾了一阵子，最后还是不了了之，滩涂就这么一直荒着，长草、积泥，多可惜啊。”
他顿了顿，声音压得更低了些：“更难的是，渔民们的心气儿散了。这些年，县里也派来过几拨干部，要么是走形式，开几个动员会就走；要么是想搞点花样，可没坚持几天就半途而废，渔民们被折腾得没了信心，现在见了干部，都带着抵触情绪。你看刚才村口的孩子们，见了你都躲，更别说渔民们了——他们不是不想好，是怕了，怕希望越大，失望越大。”
江奔宇沉默着，目光望向窗外。透过蒙尘的玻璃，能看到远处翻涌的海浪，海水呈深灰色，在暮色中显得格外苍茫。他下意识地攥紧了膝头的公文包，包里的笔记本仿佛有了重量——他原本以为，红阳的难题只是资源闲置、技术匮乏，可此刻才明白，这里的困境，更在人心的固化与希望的缺失。
“王主任，”江奔宇抬起头，眼神格外坚定，“困难确实大，但红阳的底子好，有海、有滩涂，还有勤劳的渔民，只要找对路子，肯定能好起来。”他没有多说自己的想法，眼下最重要的不是空谈规划，而是先摸清红阳的实际情况，先走进渔民中间，让他们愿意相信自己。
王剑钧看着他眼中的光，愣了愣，随即露出一丝欣慰的笑容：“好！好！江主任有这份信心就好！我这就给你安排住处，就在办公室隔壁，虽然简陋，但能遮风挡雨。明天我陪你去各个渔村转转，咱先把家底摸清，再慢慢想办法。”
夜色渐渐浓了，海风拍打着窗户，发出呜呜的声响。江奔宇坐在简陋的住处，点亮了一盏煤油灯，昏黄的灯光照亮了狭小的房间。他从公文包里拿出那本笔记本，轻轻翻开，指尖抚过上面的字迹与示意图。窗外的海浪声、远处渔村的狗吠声交织在一起，他仿佛看到了渔民们渴望好日子的眼神，看到了荒芜滩涂变成养殖基地的模样。
他知道，从踏上红阳土地的这一刻起，他的人生就与这片滨海公社紧紧绑在了一起。前路必然充满荆棘，有旧观念的阻碍，有资金技术的难题，还有未知的风险，但他不后悔。煤油灯的光映着他的侧脸，眼神里没有丝毫退缩，只有对未来的期许，和一股想干事、能干事的韧劲——红阳的长夜或许漫长，但他愿意做那束微光，一点点照亮这片沉睡的滩涂，照亮渔民们的希望。
第二天一早，天还未亮，江奔宇就揣上两个掺了玉米面的窝头，踏着露水往最偏远的东渔村走去。他知道，要改变红阳，第一步，就是要走进渔民的生活，读懂这片海的馈赠，更读懂渔民们心底的期盼。而这一切，才刚刚开始。
1977年深秋的风裹着渤海湾特有的咸潮气，像无形的手攥着江奔宇的中山装下摆，把藏青布料浸得发沉。载着他的东方红拖拉机在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