夕阳把铁轨拉得老长，蒸汽火车刚喷出的白雾在暮色里慢慢散开，混着煤烟味、汗味和远处飘来的烤红薯香，在拥挤的人潮中弥漫。
江奔宇一手提着鼓囊囊的帆布行李包，另一手紧紧抱着刚满月不久的大女儿江玉涵，额头上的汗珠顺着鬓角往下淌，浸湿了蓝色卡其布褂子。他的媳妇秦嫣凤跟在身后，怀里搂着襁褓中的小儿子江杰飞，背上还背着一个塞得鼓鼓的包袱，脚步有些踉跄，额前的刘海被汗水粘成一绺一绺。
“快到了，嫣凤，再撑撑。”江奔宇回头望了一眼，声音带着几分沙哑，却透着沉稳。他的目光掠过广场上攒动的人头——有背着铺盖卷的百姓，有穿着中山装、提着黑色皮包的干部，还有背着书包、戴着红袖章的学生，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旅途的疲惫，却又藏着几分那个年代特有的拘谨与郑重。火车站的广播里正播放着《东方红》的旋律，断断续续的，被火车的鸣笛声和人群的嘈杂声盖过些许，却依旧顽强地回荡在暮色四合的广场上。
秦嫣凤轻轻“嗯”了一声，低头看了看怀里的孩子。小杰飞大概是被旅途的颠簸折腾累了，此刻闭着眼睛，小眉头微微皱着，嘴角还挂着一丝奶渍。她腾出一只手，小心翼翼地擦了擦孩子的脸颊，动作轻柔得像怕惊扰了什么。“杰飞好像有点闹了。”她抬头对江奔宇说，声音里带着几分不易察觉的焦虑。
江奔宇低头看了看怀里的大女儿，小家伙果然睁着圆溜溜的眼睛，小嘴瘪着，一副快要哭出来的样子。“乖，玉涵，马上就有地方住了，爸爸给你找软乎乎的床睡觉。”他轻轻拍着女儿的后背，声音放得格外柔和。
其实他心里也急，从红光公社坐了三个小时的汽车到县城，又从县城坐长途汽车到省城火车站附近，一路颠簸下来，大人都快扛不住了，更别说两个还没断奶的娃娃。
他抬头四处张望，很快就看到了不远处挂着的“国营川省中心火车站招待所”的牌子。那牌子是木质的，刷着红漆，虽然有些地方漆皮已经剥落，但“国营”两个字依旧醒目。招待所是一栋三层的砖瓦楼房，外墙是那种常见的米黄色，窗户是老式的木框玻璃，几扇窗户里已经亮起了昏黄的灯光。楼前的空地上种着几棵老槐树，树枝繁茂，投下大片的树荫，几个旅客正坐在树荫下的长凳上歇脚，手里摇着蒲扇，低声说着话。
“就是那儿了，我们过去。”江奔宇指了指国营招待所的方向，脚下加快了脚步。帆布行李包在他手里晃悠着，里面装着一家人的换洗衣物、几包晒干的红薯干、一小罐奶粉，还有一个小布包——里面装着介绍信和几张粮票、布票。这些东西都是眼下出门在外的“硬通货”，少了一样都寸步难行。
走到招待所门口，一股淡淡的消毒水味混着肥皂的清香扑面而来。门口站着一个穿着蓝色工装、戴着红袖章的中年男人，看模样像是招待所的门卫。他上下打量了江奔宇一家一番，目光在两个孩子身上停顿了片刻，没说话，只是侧身让他们走了进去。
大厅里光线有些昏暗，天花板上挂着一盏老式的白炽灯，灯泡外面罩着一个简易的铁皮灯罩，发出“嗡嗡”的轻微声响。地面是水泥地，被打扫得干干净净，只是有些地方因为年深日久，已经泛起了灰白。
大厅的左侧是一个长长的木质柜台，柜台后面坐着一位三十多岁的女接待员，梳着齐耳的短发，穿着和门卫一样的蓝色工装，胸前别着一枚小小的毛主席像章。她面前摆着一本厚厚的登记本，一支英雄牌钢笔，还有一个印着“为人民服务”字样的搪瓷杯。
柜台上方的墙壁上贴着几张宣传画，一张是“农业学大寨”，画着几个穿着补丁衣服的农民在田地里劳作的场景；另一张是“抓革命，促生产”，上面的工人挥舞着铁锤，眼神坚定。墙角还放着一个红色的意见箱，箱子上的锁已经有些生锈了。
江奔宇走到柜台前，把怀里的大女儿往怀里紧了紧，腾出一只手抹了抹额头上的汗，尽量让自己的声音显得平和：“你好，同志，给我一间房！”
他的声音不算大，却在相对安静的大厅里显得格外清晰。女接待员抬起头，目光先落在江奔宇脸上，又扫过他身后的秦嫣凤和两个孩子，眼神里带着几分职业性的审视，随即露出了一个算不上热情但也还算礼貌的笑容，说道：“你好！同志，请出示一下你的介绍信。”
“好的！”江奔宇连忙应声，他早就料到会要介绍信，出发前就把这张薄薄的纸片小心翼翼地放在了贴身的口袋里，一路上摸了不下十次，就怕不小心弄丢了。他用下巴轻轻蹭了蹭大女儿的头顶，示意她乖乖的，然后腾出一只手，从蓝色卡其布褂子的内袋里掏出了那张折叠得整整齐齐的介绍信。
这张介绍信是三乡镇革委会开的，纸质粗糙，边缘有些毛躁，上面用黑色墨水写着几行工整的毛笔字，大致内容是介绍社员江奔宇、秦嫣凤夫妇带着子女前往川省城探亲，沿途需在国营招待所住宿，望相关单位予以协助。落款处盖着三乡镇社革委会鲜红的印章，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