否定，深层则是对人类价值判断系统的质疑。当诗人宣称所有被认为是\"正值\"的存在本质上都是\"负值\"时，他实际上是在进行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将人类从价值宇宙的中心位置驱逐。这种颠覆令人想起贝克特《等待戈多》中\"没有什么比不幸更可笑\"的存在主义幽默，树科以粤语特有的节奏和语法，达到了相似的荒诞效果。

    四、视觉诗学与语言熵增：排版作为意义发生器

    《距离》的排版本身具有视觉诗的特征。词语之间大量的留白、省略号的使用以及短语的分行排列，共同构成了诗歌的空间形式。这种形式创新不是为新颖而新颖，而是与诗歌主题形成深层互文——\"距离\"不仅存在于人际关系中，也体现在词语与词语、诗行与诗行之间。马拉美在《骰子一掷》中开创的空白美学在此得到继承，但树科赋予其粤语文化的特殊韵律。

    诗中省略号的频繁出现尤其值得玩味。\"我哋……\"之后的省略，既表示群体的不可言说性，也暗示着叙述的中断与沉默。这种有意为之的语言匮乏，对应着现代人交流的困境——越是亲密的关系越难以用语言捕捉。阿多诺曾言\"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树科则证明，在语言被彻底工具化的时代，用方言写短诗或许是最诚实的抵抗。

    从信息论视角看，这首诗呈现出明显的熵增过程：开始是高度有序的\"你，我\"，随后逐渐走向混乱的\"星，月，太阳……\"。这种语言熵增恰恰模拟了现代社会价值体系的崩溃过程。诗人通过精心控制的混乱，达成了对更深层次秩序的暗示。

    五、粤语诗学的现代性突围

    《距离》的结尾将天文意象与价值判断并置，形成惊人的反讽效果。在宇宙尺度下，人类的所有价值标签都显得荒谬可笑，这正是加缪所言的\"荒谬感\"——人类对意义的热切追求与宇宙的冷漠沉默之间的永恒矛盾。树科以粤语特有的语法结构和词汇选择，将这种存在主义困境地方化、具体化，使其脱离抽象的哲学讨论，扎根于岭南文化的土壤中。

    这首诗的创作日期\"\"可能具有特殊含义。在全球化与地方化激烈交锋的时代，在人工智能开始威胁人类语言独特性的前夜，树科用粤语这首充满计算语言难以模仿的方言诗，扞卫了地方性知识的尊严。这令人想起本雅明对\"讲故事的人\"的怀念——在普遍性碾压特殊性的时代，那些扎根于特定地域、特定语言的经验形式正在消失。

    《距离》最终证明，真正的诗歌距离不在于空间远近，而在于词语与事物、能指与所指之间的永恒裂隙。树科通过粤语这一\"少数文学\"（德勒兹语）的创造性使用，让我们重新审视那些被标准化语言所遮蔽的存在真相。在这首短诗中，地域性与普遍性、传统与现代、个体与群体之间所有被认为\"正值\"的关系，都被揭示出其本质上的\"负值\"属性——这不是虚无主义的宣言，而是对真实接触可能性的恳切呼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