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元诗
在当代汉语诗歌的版图中，粤语诗歌以其独特的语言质地和文化立场占据着特殊位置。树科的《距离》以极简的文字排列，构建了一个关于现代人存在状态的寓言。这首诗表面上是探讨人际关系的疏离，实则通过粤语特有的语法结构和词汇选择，完成了对传统抒情诗学的彻底颠覆。全诗仅三十余字，却形成了三个层次的意义场域：从\"你，我\"的二元对立，到\"我哋\"的群体认同，最终扩展至宇宙范畴的\"星，月，太阳\"。这种递进式的空间拓展，恰如海德格尔所言\"人被抛入世界\"的存在困境，个体在群体与宇宙中的位置始终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
一、语言异化：粤语作为抵抗的诗学武器
树科选择粤语写作本身就具有文化政治学的意义。粤语作为汉语族的重要方言，保留了大量古汉语词汇和语法结构，同时又因香港的特殊历史而成为抵抗普通话霸权的话语阵地。《距离》中\"佢\"(他)、\"我哋\"(我们)、\"嘟喺\"(都是在)、\"有\"(没有)等词汇的使用，构成了对标准汉语书写的有意偏离。这种偏离不是简单的方言展示，而是通过语言异化达到陌生化效果。正如什克洛夫斯基所言：\"艺术的目的在于使人感受事物，而不仅仅是认知事物。\"粤语词汇的介入打破了读者对诗歌语言的惯性期待，迫使人们重新审视那些被普通话规范化所遮蔽的表达可能。
诗中\"正值\/有负值嘅值\/嘟系负值\"的悖论式表达，通过粤语特有的否定副词\"有\"与判断词\"嘟系\"形成语义张力。在数学语境中，正值与负值本是对立概念，诗人却宣称所有\"正值\"本质上都是\"负值\"，这种逻辑倒错令人想起德里达对二元对立的解构。粤语中\"嘅\"作为结构助词的频繁使用，更强化了这种判断的主观性和不确定性。当诗人用方言重构价值判断体系时，他实际上是在质疑整个现代性话语中那些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正值\"标准。
二、人称代词的拓扑学：从主体间性到群体无意识
《距离》在人称代词的运用上呈现出精妙的拓扑学结构。开篇\"你，我\"的并置模仿了抒情诗的传统对话模式，但缺少谓语动词的配置使这种关系悬置在未完成状态。第二行引入\"佢\"这一第三人称，将二元关系复杂化为三角关系，令人联想到拉康的镜像理论中\"他者\"对主体构成的干预。而\"我哋\"的出现标志着个体向群体的转化，这个粤语特有的复数人称代词，比普通话的\"我们\"更具地域文化认同感。
诗人对人称代词的排列绝非随意：\"你，我\/我，你，佢\/我哋……\"这种顺序调整暗示着主体位置的流动性与不稳定性。在第一行中\"你\"居于首位，体现的是他者优先的伦理观；第二行\"我\"的位置前移，显示自我意识的觉醒；到第三行\"我哋\"的集体称谓，则意味着个体在群体中的消解。这种演变过程恰如弗洛伊德描述的本我、自我到超我的发展路径，但诗人以极简的文字完成了对主体性建构过程的戏剧化呈现。
当人称代词最终扩展至\"社群，中外\"时，诗歌进入社会政治批判维度。现代社会中个体的原子化与群体的抽象化形成尖锐矛盾，\"社群\"作为理论概念与具体\"我哋\"的生活体验之间存在难以弥合的裂缝。诗人通过人称代词的拓扑变换，揭示了后现代语境下主体认同的碎片化状态。
三、宇宙尺度的价值颠覆：天文意象的哲学转喻
诗歌后半部分突然转入天文意象：\"星，月，太阳……\"，这种从微观人际到宏观宇宙的跳跃，制造出布莱希特式的间离效果。星辰在天文学中本是价值中性的存在物，诗人却将其纳入\"正值\/负值\"的价值判断体系，这种人为的价值投射暴露了人类认知的局限性。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早已警示：\"你们通过你们的价值和善恶语言行使权力，这是你们隐秘的爱，你们心灵的闪光、颤栗和溢流。\"
\"嘟喺正值\/有负值嘅值\/嘟系负值\"这三行构成全诗的核心悖论。从表面看，这是对数学绝对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