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大同社会和小康社会理想对中国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后来的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阶段，许多思想家都提出了不同内容的憧憬蓝图和奋斗目标。孔子的大同和小康思想，为这些进步思想家、改革家提供了重要的启发。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试图建立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这与孔子的大同思想不无关联。康有为、谭嗣同和孙中山等思想家和政治家，也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孔子思想的影响，将实现社会的公平、公正和和谐作为自己的追求目标。
虽然身处乱世，孔子的仁政没有施展的广阔空间。但在治理鲁国的三个月中，他的才能得到了充分展现，强大的齐国也对他心生畏惧，这足以证明孔子无愧于杰出政治家的称号。孔子的政治思想是一个复杂而又完整的体系，它涵盖了从个人修养到社会治理的各个方面，具有极高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孔子之后，孟轲和荀况分别继承和发扬了孔子思想的仁政德治和礼治思想，进而形成了先秦儒家政治思想的庞大系统。孔子的政治思想经过后世的继承和发扬，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中华民族的政治观念。它不仅在东方国家如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家广泛传播，还对欧洲的思想文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为人类思想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经济领域，孔子的经济思想有着鲜明的特点。他最主要的是重义轻利、“见利思义”的义利观与“富民”思想，这也是儒家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对后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义”，在孔子看来，是一种社会道德规范，是人们在行为中应遵循的道德准则；“利”则指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谋求。在“义”“利”两者的关系上，孔子把“义”摆在首要地位，他说：“见利思义”，要求人们在物质利益面前，首先应该考虑怎样符合“义”，认为“义然后取”，即只有符合“义”，然后才能获取利益。孔子甚至在《论语·子罕》中主张“罕言利”，但这并非意味着他不要“利”，而是强调不能过度追求利益，要将“义”置于首位。
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他认为干不符合道义的事而获得富贵，就如同浮云一样，不值得追求。在他心目中，行义是人生的最高价值，在贫富与道义发生矛盾时，他宁可受穷也不会放弃道义。孔子还通过区分“君子”与“小人”在对待“义”与“利”态度上的差异，来强调义利观的重要性，在《论语·里仁》中他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认为有道德的“君子”容易懂得“义”的重要性，而缺乏道德修养的“小人”，则只知道“利”而不知道“义”。
有人认为孔子既然重“义”，则势必轻视体力劳动，这种观点是错误的。《论语》中记载他对想学农的弟子樊迟十分不满，批评他是“小人”，这是因为孔子认为人要有更大的理想和追求，要承担更大的责任。他希望自己的学生成为价值的承担者，而不仅仅是一个农民。
孔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的思想体系涵盖了政治、伦理、教育等诸多领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由于孔子在政治上秉持着较为保守的态度，这种态度也在他对经济制度的改革看法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以鲁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的“初税亩”改革为例，这是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经济变革。它从法律层面正式承认了私田的合法地位，打破了传统的土地国有制，开启了土地私有化的先河，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然而，据《左传》记载，孔子在修订《春秋》时，对“初税亩”的记载却旨在批评其“非礼也”。在孔子看来，这种改革违背了周礼所规定的传统经济秩序，是对周朝井田制的一种冲击。周礼所倡导的是一种等级森严、井然有序的社会制度，经济制度也不例外。井田制下的土地公有制，是周礼经济秩序的重要体现，而“初税亩”的出现，显然打破了这种传统格局，因此遭到了孔子的批评。
尽管孔子在经济制度的改革上表现出保守的一面，但他对于经济活动本身却有着深刻而独到的见解。孔子认为，经济活动的核心在于民众的富足与否。他明确指出，只有当民众生活富足时，国君才能真正富足。这一观点体现了孔子对民众利益的重视，也反映了他“以人为本”的思想理念。他主张“因民之利而利之”，即只有那些对民众有利的事情，才值得去做。这种观念并非孤立存在，它与道家思想家老子的观点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老子主张“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强调统治者不应与民争利，而应顺应自然，让百姓安居乐业。老子认为，只有当百姓生活富足，统治者才能从中获益。这种观点看似与孔子的儒家思想有所不同，但实际上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