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春响的办公室里，这个时间原本的计划是要开座谈会的。甭管白建功一行人到底是来干什么的，哪怕就是来度假的，可名义上打着扶贫的旗号，也得按照正规的程序进行。先开一个座谈会，然后安排人陪同下乡考察调研。前些年都是这么干的，可韩春响刚到单位，白建功就带着李天明找来了。听两人说完生态移民的事，韩春响也没啥太大的反应。固原市的生态移民工作，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就曾推动过。只是效果并不理想，当时迁出去的......李天明握着手机的手猛地一僵，指节瞬间泛白，车窗外掠过的断壁残垣忽然模糊成一片灰白的雾。他没出声，只是喉咙里“嗯”了一声，短得像被砂纸磨过。电话那头蒋敬的声音低沉而滞涩：“今早七点四十三分，走得很安静……没受罪。秘书说，昨晚还翻了你寄去的那本《北方水稻引种试验手记》，在第三十七页批了‘可试推冀中’六个字。”李天明闭上眼，眼皮底下是滚烫的刺痛。不是哭，是血往太阳穴里撞，嗡嗡地响。他想起去年冬天，首长穿着洗得发毛的藏蓝呢子大衣，在中南海后院那棵老槐树下踱步，听他汇报海城盐碱地改土的进度。风卷起他鬓角几缕银发，他忽然停下来，用冻得微红的手指点了点李天明递上的图纸：“天明啊，你种的不是稻子，是人心。人心扎下根，比稻根还难拔。”那时李天明只当是勉励，现在才懂，那是托付。车还在往前开，碾过修补得并不平整的柏油路，车身微微颠簸。宋晓雨察觉到他不对劲，侧过身来，手轻轻覆在他搁在膝头的手背上。她的掌心温热，带着常年服药后特有的、极淡的苦味气息——是黄芪和当归煎出来的余韵。她什么也没问，只是把他的手包得更紧了些，拇指在他手背轻轻摩挲了一下。三红坐在前排副驾，听见了只言片语，回头看了李天明一眼。她没说话，却悄悄解开了自己斜挎包的搭扣，从里面取出一个磨得发亮的铝制饭盒——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工厂发的劳模奖品，盒盖边缘磕出了几个小坑。她打开盒盖，里面整整齐齐码着十二颗糖：橘子硬糖、大白兔、话梅糖、还有两颗裹着彩色糖纸的水果糖，糖纸在午后斜照进来的光里，折射出细碎的光斑。“哥，吃颗糖。”她转过身，把饭盒朝李天明递过来，声音轻得像怕惊扰什么，“您小时候总说，糖压得住苦。”李天明没接，只是盯着那盒糖，盯着那两颗裹着彩虹糖纸的——和三十年前，他第一次跟着首长去河北考察，在邯郸火车站小卖部买的，一模一样。首长当时买了三包，塞进他棉袄口袋：“天明，甜的东西，要留着最难熬的时候嚼。”他终于抬手，指尖触到一颗糖，冰凉，硬脆。他没剥糖纸，就那么攥在手心，硌得掌心生疼。车子驶入成都城区，暮色渐浓。街边路灯次第亮起，昏黄的光晕在震后尚未完全粉刷的墙面上投下摇晃的影。路边有穿校服的孩子蹲在地上写作业，课桌是两块砖头支起的旧门板；有老人坐在折叠小凳上，面前摆着半筐刚从郊区运来的青椒，菜叶还沾着泥星子；一个穿红背心的男人正踮脚挂横幅，上面墨迹未干：“重建不等靠，家园自己造”。李天明忽然开口，声音沙哑得厉害：“光强，调头。”李光强一愣：“哥，回哪儿？”“罗汉寺。”没人问为什么。四萍默默跟司机说了句什么，车子一个利落的U形弯，重新汇入车流。宋晓雨依旧没松开他的手，只是把另一只手伸进自己随身的小布包里，摸出一张叠得方方正正的纸——是医院开的处方笺，背面用铅笔密密麻麻记着几十个名字：张学振、三红、四萍、李光强……连司机小王的名字都在最底下，旁边画了个小小的箭头，指向“归途平安”。车子停稳，众人下车。暮鼓已响过三声，余音沉沉，仿佛敲在人的胸腔里。罗汉寺山门未闭，檐角铜铃在晚风里轻颤，发出极细微的“叮”一声。知客僧见是熟人，合十为礼，引他们穿过天王殿，直抵大雄宝殿前的青石阶下。殿内烛火通明，佛前长明灯焰跳动，映得金身佛像眉目低垂，悲悯如初。主持大和尚并未在蒲团上诵经，而是站在殿角，指挥几位年轻僧人，将一摞摞新印的《灾民临时安置手册》仔细码进两个竹编大筐里。那手册封皮素白，只印着一行楷书：“安家天下·什邡援建办 编”。“大师傅。”李天明双手合十，深深一揖，额角几乎触到冰冷的石阶。主持抬眼，目光澄澈如古井，仿佛早已知晓来意，又仿佛对世间所有悲喜都只报以静默。“施主来了。”“我……想捐一笔钱。”李天明直起身，声音不高，却字字清晰，“不是修庙，是修人。”主持静了片刻，目光扫过李天明身后——宋晓雨腰背微弓，却站得笔直；三红眼圈仍泛着红，可眼神里有种沉下去的韧劲；李光强搓着粗糙的手掌，四萍则低头整理着背包带，动作利落。最后，主持的目光落回李天明脸上，落在他攥得死紧、指缝里还露出一点彩色糖纸的手上。“阿弥陀佛。”主持合十，“施主所愿，与佛同愿。”他转身，从香案旁取出一方素净的桐木匣子，打开，里面没有经卷，没有舍利，只有一本蓝布封面的册子，边角磨损得厉害，封面上用毛笔写着四个字：功德簿。但并非寻常功德簿——扉页上，是密密麻麻、用不同墨色写就的姓名与数额：有“某某乡中学重建款”，有“某某村孤儿抚养金”，有“罗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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