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嫂子，我哥那边咋样啊？”看着宋晓雨放下手机，三红连忙问道。“吃完饭，刚回住的地方。”“那边……真那么穷啊？”四萍好奇的问了一句。“我又没去过，听你哥说……确实挺困难的！”听宋晓雨这么说，三红和四萍差不多已经能想象得到，李天明去的那个地方，到底能艰苦到什么程度。她们这一代人谁没经历过苦日子，吃不饱，穿不暖，一睁眼就得头拱地，在田里找粮食。李天明都说苦，那地方……“我现在就担心一件事！”三红......电话那头的声音很轻，却像一记闷雷砸在李天明的太阳穴上。他握着手机的手指骤然收紧，指节泛白，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却没发出声音。宋晓雨坐在副驾，察觉到他的异样，侧过脸来：“怎么了？”李天明没应声，只抬手示意她稍等，然后将车窗摇下一条缝，夜风灌进来，带着川西高原特有的凉意与尘土气。他深吸一口气，再开口时嗓音干涩得像是砂纸磨过木头：“……谁走的？”“首长。”蒋敬顿了顿，“今早六点十七分，心源性猝死，抢救了四十分钟……没留住。”李天明闭了闭眼。不是惊愕，不是悲恸——是钝痛，一种沉甸甸压进骨头缝里的钝痛。他早该想到的。去年冬天通电话时，首长说话已有些喘，还强撑着问起海城新港的吞吐量、问起大渔淀的砖瓦厂有没有给村小学捐过课桌椅、问起李天明家几个孩子都在忙什么……问得琐碎，又认真得让人心头发酸。挂电话前，老人只说了一句：“天明啊，我这身子骨，怕是撑不了几年了。可有些话，还没来得及跟你当面讲完。”李天明当时以为只是老人惯常的感慨，还笑着宽慰：“您放心养着，等明年开春，我带晓雨去京城看您，给您炖老鸭汤。”现在想来，那句“没来得及”，竟是真的没来得及。车里静得能听见空调出风口细微的嘶嘶声。后座的三红和四萍也停了说话，张学振从后视镜里看了李天明一眼，悄悄把收音机音量调至最低。“遗体……”李天明终于开口，声音低哑，“停在哪？”“八宝山。”“追悼会呢？”“三天后上午九点，小礼堂，不对外，只限亲属、老部下和……几位特别邀请的同志。”蒋敬停顿两秒，声音更轻了些，“首长留了话，点名要你去。”李天明没应，只缓缓点头，仿佛蒋敬能看见。挂了电话，他把手机翻转过来，屏幕朝下扣在腿上，一动不动。宋晓雨没催，也没劝，只是伸手过去，轻轻覆在他紧攥的手背上。她的掌心温热，带着常年服药后略显单薄的柔韧感，像一床旧棉被，不张扬，却严丝合缝地裹住他所有没出口的颤抖。车继续往前开，窗外是连绵的暗色山影，远处偶有施工灯塔刺破夜幕，像钉在天幕上的铜钉。李天明忽然想起1970年冬天，自己还是个刚从东北林场返城的知青，揣着半袋冻硬的窝头和一张皱巴巴的招工表，在北京站外蹲了整整一夜。第二天清早，他被两个穿灰布制服的人叫住，领进一栋灰墙红瓦的小楼。推开三楼最东头那扇门时，暖气扑面而来，炉火噼啪作响，桌上摆着一碗热腾腾的羊肉汤，汤上浮着几星油花，旁边搁着一叠白面馒头。首长就坐在炉边，穿着洗得发灰的中山装，袖口磨出了毛边，见他进来，只抬眼笑了笑，说：“坐，先喝汤。人饿着肚子，脑子不灵光。”那碗汤，李天明喝了十年。后来他下海，首长没拦，只递给他一本《资本论》手抄本，扉页上写着：“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做生意可以绕弯子，但别绕过良心。”再后来，安家天下在南方受排挤，项目被卡在发改委门口三个月，是首长一个电话打过去，只说：“那个叫李天明的年轻人，我信得过。”——信得过三个字，比任何红头文件都重。车子驶入成都城区，霓虹渐密，街边小摊升腾起麻辣烫的雾气，一群中学生骑着单车呼啸而过，书包带子在晚风里晃荡，笑声清亮。李天明望着车窗外流动的灯火，忽然问：“晓雨，你还记得咱俩第一次见面吗？”宋晓雨怔了一下，随即笑了：“咋不记得？你在供销社门口偷看我卖酱油，被我哥拎着扫帚追了半条街。”“不是那次。”李天明摇头，目光仍落在窗外，“是七零年，大渔淀码头。你背着个蓝布包袱，站在跳板上往下望，风吹得你辫子甩来甩去，我正往船上扛麻袋，抬头看见你，差点儿把麻袋摔进水里。”宋晓雨愣住了。她确实去过码头，可那天人太多，她根本没注意过扛麻袋的人里有没有他。“你咋知道是我？”“你左耳垂上有一颗痣，绿豆大，黑得发亮。”李天明终于转过头，眼里有光，微颤，“我盯着看了足足三分钟，后来每次做梦，都梦见那颗痣。”宋晓雨眼圈一下子红了。她没说话，只是把他的手攥得更紧了些。后座的三红悄悄别过脸，用袖口蹭了蹭眼角。车子停在酒店门口时，已是夜里十一点。众人各自回房，李天明却没上楼，独自站在酒店大堂的落地窗前，望着外面川流不息的车灯。他摸出烟盒，又放回去——宋晓雨查体前医生千叮万嘱，让他戒烟。手机在口袋里震动起来。是振兴发来的微信，只有一张图：一张泛黄的老照片扫描件。照片里，二十多岁的李天明穿着洗白的工装，站在一座尚未封顶的厂房前，身边站着一位面容清癯、目光如炬的老人，两人肩膀挨着肩膀，笑得坦荡。照片右下角有一行钢笔小字：“1978年·海城机械厂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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