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的恶意昭然若揭。

    只不过皇俄派在大俄政治中并非主流力量，而是以统俄党为核心，融合了欧亚主义和新保守主义的中间派力量。

    可绝对不能小觑他们的力量，去年的克里米亚事件就是他们主导，使得普老板应对得十分仓促，有些赶鸭子上架的意思。他们的崛起和影响力，实际上也与美西方对大俄的不待见和打压密切相关，这些外部压力激发了大俄国内的民族情绪，为皇俄派势力的扩大提供了契机。

    谁也不敢保证统俄派甚至是充斥着俄奸的自由派能一直压制皇俄派，如果在未来的某一天皇俄派成为大俄的主导，以他们对华夏的恶意，他们能干出什么挑战华夏底线的事情都不足为奇。

    不过又因为两国所面对来自西方的压力，杨简作为一个三观板正的大好青年，从华夏人的立场出发，他对大俄的整体的观感仍比西方略好一些，但也不多。

    这也是他在《火星救援》这样的作品中有意将其塑造为相对正面的形象，这背后并非源于单纯的情感偏好，而是一套清醒的个人逻辑。

    究其根本，是因为杨简知道，华夏若要重新屹立于世界舞台的中央，回归历史上曾拥有的位置，就注定无法与西方主导的现有体系真正融合。这一体系自近代以来始终由西方把持，其规则、价值与话语权深深烙印着西方的利益诉求，绝不会轻易为崛起的东方文明腾出空间。而俄罗斯，作为一个在文化根源、地缘处境和历史记忆上都与西方存在深刻裂痕的大国，同样被排斥在这一体系的核心圈层之外。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正是这种“双重他者”的身份，使中俄在现实政治的棋盘上成了天然的准盟友——即便成不了推心置腹的兄弟，也必须成为各取所需的伙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