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越大，开会的规模就越小，往往三言两语之间就能定下个基调。
事情越小，反而越有可能兴师动众地开会商讨，很可能吵上一整天都吵不出个屁来。
就像是否开放海禁这种事情，就属于是典型的“大事小会”，到底开不开海禁，开到哪种程度，其实早在大朝会以前就已经提前商量出结果，所谓的大朝会廷议，倒更像是李善长站出来发个通知，走一场能够让史书备案的流程。
那么问题来了。
按照大明朝堂现在的格局，真正能够讨论是否开海以及开海规模的，其实就只有那么几个人。
皇后娘娘。
上位。
太子殿下。
杨癫疯。
韩国公。
诚意侯。
魏国公。
鄂国公。
其他的国公、国侯以及那些正二品、正三品的尚书、监正、寺卿、院正，在朝堂上的地位只能决定他们是否有提出开海建议的资格，但是想要讨论是否开海，那可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所以，混迹官场多年，又是身为户部尚书兼国库尚书兼税务总司正卿的杨思义，他会在明知上位和韩国公他们已经决定开海的前提下一直反对？
还有韩国公，身为大明朝的开国丞相，如今的内阁首辅大臣，在朝堂上的江湖地位可以说是两人之下，万人之上，他犯得着去跟杨思义较劲？
就算他要跟杨思义较劲，又何必拿“路引是上位禁锢百姓的手段”这个谣言来说事儿？
所以，韩国公根本就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真实的意图还是在“路引是上位禁锢百姓的手段”这个谣言上面。
而在这则谣言当中，“路引”是早在秦汉时期就已经大行其道的东西，两千年来都一直在沿用。
唯有“上位禁锢百姓手段”是新搞出来的谣传。
正当一众官老爷们胡乱琢磨时，李善长却是哈地笑了一声，又冷冷地扫视了大殿里的官老爷们一眼。
“你们谁能告诉老夫，咱们《大明律》是怎么规定路引的？”
从至正二十四年，朱皇帝刚刚即吴王位的时候，李善长就是右相国，等到大明正式建国，朱皇帝正式登基称帝，李善长也就成了正儿八经的左丞相。
十多年的丞相，哪怕是现在已经没剩几根头发，身上的威势也足以压得大部分官老爷抬不起头。
“如果老夫没有记错的话，修改户籍之前的《大明律》应该是规定：军民出本境地界百里外不给路引者，军则以逃军之初犯、再犯、三犯论，民则以私度关津论。若出本家百里之外而犹系境内地方者，不在给引之限。”
“后来废除户籍之限，《大明律》的规定也随之修改成：凡百姓出本境地界百里外不给路引者，以私度关津论。”
“现在，你们谁能来告诉老夫，就咱们大明朝现在的道路，百里之地要走多长时间？有多少百姓需要离家百里？倘若百姓离家百里之遥而遭遇不测，若无路引，又该如何辨识他们的身份？”
“还有”，李善长又冷冷地扫视了众多官老爷们一眼，沉声道：“头顶大诰进京告状的百姓，好像也不需要路引吧？”
随着李善长的话音落下，朝堂上再一次陷入了沉寂。
几乎所有的官老爷们都知道，“路引是上位禁锢百姓的手段”这个谣言有多扯犊子，也都十分清楚路引制度的必要性。
说白了，普通百姓一辈子都没有离开居住地的需求，甚至有很多人一辈子都没去过县城。
真正需要路引的，恰好是那些走南闯北的行商。
这里面又牵扯到一个问题，即大明还没有达到天下大同的水平，各地州县也从不缺少那些敢于拦路打劫的匪徒强人，再加上水土不服和医疗条件等因素，那些走南闯北的行商其实也有客死他乡的风险。
如果真出现行商客死他乡的情况，路引还会是识别他们身份、确定他们户籍的最后保障。
至于说读书人想要游学？
那他娘的就更搞笑了。
朝廷虽然规定所有人在离开“本地境界百里”的情况下都要到官府开具路引，但是读书人这个群体却是个例外。
长得斯文一些，再身穿儒衫，腰间系上学校配发的宝剑，读书人就可以堂而皇之地游学，地方上的官差轻易也不会去查他们的路引，基本上就是享受着各种明里暗里的特权待遇。
然后，路引就硬生生地被说成是“上位用来禁锢百姓的手段”。
几乎所有人都知道这个谣言有多扯淡，但是又没有任何官老爷和读书人站出来替朱皇帝辩解几句。
李善长再次看了官老爷们一眼，向着朱皇帝拱手拜道：“启奏上位，臣请加强路引之禁，无论官吏、儒生又或者乡绅、商贾，凡离家百里者，必核验其路引，无引者当问其罪，不验路引者罪加一等。”
“路引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