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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零星爆发的地方义军或溃兵骚乱，他绝不手软，通常派出由灵鹫宫高手配合的辽军精骑，进行快速、残酷的镇压，务求一击必杀，震慑四方。
但同时，他也严令不得扰民，军队给养主要由接收的官仓供应，并迅速颁布了《安民告示》，宣布减免被战乱波及地区的当年赋税，允许农民归还田亩耕种，以此争取底层百姓的喘息与归顺。
辽国的将领们，如耶律莫哥等，则负责按照萧峰的方略整编军队，将部分缴获的宋军精良器械如神臂弓、床弩装备辽军，并开始从宋地招募工匠，设立军器监，力图融合宋辽军事技术之长。
萧峰更指示，从归附的宋军中和民间，选拔骁勇善战或有特殊才能者——如水战、筑城、工械方面的人才，充实辽军，开启了一个军事上融合的过程。
待初步的军事控制和行政接管完成后，萧峰开始推行一系列着眼于长远发展的政策，这些政策多由他提出核心思想，由阿朱、福金、李青萝等人从不同角度补充完善，再交由以李宗之为代表的降臣具体细化执行，并由童姥、李秋水的人监督。
颁布《劝农令》，以农业为本休养生息，承认现有农民对耕种土地的实际占有，这需在清丈之后执行，保障其佃权；将部分抄没的官田、无主荒地分给流民和退伍士兵耕种，减免头三年赋税；兴修水利，以工代赈，修复战争损坏的河道沟渠。
李青萝提供了江南先进的农业种植经验如稻麦轮作。
鼓励商业以疏通血脉，降低关市税，统一原宋辽边境的度量衡并逐步推向全国；保护合法商旅，严惩沿途匪患；由官方主导，恢复漕运和主要商路。
萧峰深知宋地商业之发达远超辽国，这是重要的财源和技术来源。
李宗之等熟悉宋地商税的官员，在此发挥了重要作用。
推动文化融合以选拔人才，宣布尊重儒、释、道三教，保护寺庙宫观。
开设“博学宏词科”与“武备韬略科”，允许原宋地士子与武者通过新的考核为官、为将。
考核内容既包括经史文章，也包括实务策论，甚至基础算学、律法。
赵福金在此项政策的制定中，提出了许多缓和士人抵触情绪的建议。
吴敬安则忙于为新朝考订礼乐、编纂典籍，试图从文化上确立新朝的正统。
积蓄国力以整军经武，建立常平仓，丰年收储粮食，备荒备战。
设立“将作院”，集中宋辽及来自西夏、灵鹫宫的各路工匠——西夏的工匠通过李秋水引入，灵鹫宫的工匠则通过童姥网罗而来，她们两人手下能工巧匠不少，共同研发改进军械、农具、船只。
萧峰的目标很明确：吸收宋的财富、技术、人口，结合辽的骑兵优势、简朴刚健的民风，以及武林高手带来的特种战力优势，打造一个更强大的战争机器。
加强情报与内部安全工作，童姥和李秋水的势力在稳定期逐渐转向更深层的情报工作。
李秋水擅长伪装、渗透，负责监控南方可能存在的复辟势力以及周边国家如大理、吐蕃的动向；童姥的灵鹫宫则更侧重于监控内部官吏、地方豪强，以及搜罗民间奇人异士、武功秘籍，这既是继承黄裳遗志，也有巩固自身武学地位的考量。
她们的存在，构成了萧峰统治中隐秘而有力的一环。
当大宋的躯体被逐步纳入大辽的脉动，萧峰与他的核心圈层所审视的舆图，起点已截然不同。
西夏的党项骏马与大理的滇池之风，早已融入大辽的旗帜之下。
这并非未来的野望，而是已然稳固的基石。
枢机院深处的密室，烛火通明，照耀着一张囊括了契丹旧地、西夏、大理及新附大宋疆域的巨幅舆图。
围图而立的，是萧峰统治真正的支柱：皇后阿朱沉静如水；贵妃李清露目光锐利，带着党项人的果决与皇室特有的精明；大理王段乔虽身着王爷常服，眉宇间却已褪去太多青涩，多了几分经国治事的沉稳，他不仅是萧峰的徒弟，更是以王爵身份统御原大理地区并向萧峰称臣的封君；天山童姥与李秋水分别两侧，气息渊深，代表着超脱世俗却又深深介入世事的武林力量；此外尚有耶律莫哥等数位心腹辽将。
贵妃赵福金与李青萝亦在侧，她们连接着旧宋的脉络与财富。
萧峰的手掌缓缓划过地图上已然连成一片的辽阔疆域，从北方草原直至西南边陲。
“西夏精骑，已编入我北院铁林；大理府库，充实着我南境边军。
清露，”他看向李清露，“你带来的河套养马之地与铁鹞子锻甲之术，功不可没。”
李清露微微颔首，声音清晰：“陛下，西夏故地如今已是帝国西陲重镇与良马兵甲之源。
臣妾麾下旧部，熟悉河西走廊及西域诸部情状，可为前驱耳目。”
她并非只是深宫妃嫔，更是萧峰经略西方、乃至将来图谋西域和吐蕃诸部的重要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