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停顿了一下，微笑着换到倒数第二张PPT，“换句话说，我的模型愿意接受被观测推翻。这不是它的弱点，而是它的力量。”
教室里静默了一瞬，随后，Ferrero教授笑着点头：“非常好，这就是我在等待的答案。”
接下来，Hudson教授果然涉及了methodology，但是远比我预想的更复杂。
他微微眯起眼，指了指屏幕上的冷却曲线与引力波谱图，“Artemis，你在论文里用显式Ruta与BdF混合方法处理冷却方程的数值稳定性，这部分我理解。但我的问题不仅仅是数值方法本身，而是关于物理建模的选择。你在高密度极限下假设夸克-强子相变与暗物质湮灭项是准局域的，而没有显式引入非局域输运效应。
但在这种情况下，耦合非线性扰动可能会放大，即使数值方法稳定，模型本身也可能存在系统性偏差。
所以，请你解释：第一，你是如何验证这种局域近似不会高估或低估引力波信号的非线性强度？第二，如果未来Aurora Voyager在柯伊伯带观测到的引力波相位漂移与Athena的X射线冷却结果出现系统性差异，你如何判断是数值方法的限制，还是你的物理近似假设本身存在问题？”
我深吸一口气，切到附录部分，把验证图调出来。
“谢谢您的问题，Hudson教授。这其实正是我在论文里最担心的部分，所以我做了三层验证。”
“第一，在数值层面，我确实采用了隐式BdF匹配并把步长压缩到10^-5秒量级，确保算法本身稳定。但仅有数值稳定是不够的，所以我在第72页到75页做了非局域输运的敏感性分析。
我用Chapman–Enskog展开，引入一个次阶输运项，结果显示，在ρ大于10^15 g/cm3的区域，非局域修正只会导致引力波相位的漂移在10^-3数量级以内，不足以改变主导结论。”
“第二，在物理建模上，我没有完全忽略非局域效应，而是通过能量函数项里的‘effective potential’对湮灭率做了修正。这一点在附录C的对比图可以看到，引入修正后，冷却曲线依然与Aurora窗口的多波段数据保持一致，没有出现系统性偏差。”
“第三，关于您提到的未来观测可能的不一致性，这正是我在结论部分强调的‘可证伪性’。如果Aurora的引力波相位与Athena的冷却曲线存在差异，我会优先考虑是物理假设的限制，而非数值方法。
因为数值稳定性是可验证的，而局域近似始终是一种假设。换句话说，我的模型可被推翻的条件就是：当非局域输运修正超过10^-2数量级，且导致冷却曲线与引力波谱出现系统性偏差时，这一模型就不再成立。”
我抬起头，直视Hudson教授，微微一笑，“这就是我给出结论的前提条件。换句话说，我不仅提供了模型成立的证据，也写明了它被证伪的边界。”
Hudson教授沉默片刻，手指轻轻敲了敲桌子，眼神比刚才柔和了许多，缓缓点头，在评分表上写了些什么。
Scarlette的问题十分直接，并不复杂，“你为什么用Athena的数据，而不用Xmm？”
我立刻回答：“因为Athena的测温区间更完整，尤其覆盖了相变温区的两侧。相比之下，Xmm在高能端误差条较大，不足以支撑我的拟合。”
Scarlette露出了一丝赞许的笑意。
Lukas最后问了观测方法的应用，“如果未来E-ELT投入使用，你觉得在红外波段会不会找到支持你理论的间接证据？”
我点点头，回答道：“会。我预测的是极低温下脉冲星表面残余辐射的偏离，在红外波段更易体现。E-ELT的分辨率足以捕捉这一偏离，这将是我模型的额外验证途径。”
Iseylia提问时，没有翻看任何资料，只是看着我，神色平静，却带着某种锐利。
“Artemis，我的问题只有一个。”
她顿了顿，声音清晰而有力，“在你的论文中，暗物质湮灭与夸克–强子相变的能量释放被共同建模为影响冷却曲线和引力波的主要非线性源项。但你也承认，这一耦合机制的证据目前仍然是间接的。
如果有一天，未来的观测数据——无论是Aurora的引力波相位漂移，还是Athena的X射线冷却曲线——完全没有体现出这种‘相互作用’，你是否认为你的理论依然有存在的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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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说，它必须被彻底放弃？换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