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立法者，似乎应该保持绝对中立的立场，兼顾创作者和其他著作权人的共同权利，包括这些公司组织的权利。
无论是当事人自己创作，获得了理所当然的著作权，还是通过合同授权得到了著作权，都要一视同仁的保护。
但是在绝大部分情况下，普通创作者个人，相对这些运营公司组织而言，谈判地位都是明显弱势的。
对待谈判地位不对等的双方，管理者还要绝对中立，绝对公平的管理，实际上就是不公正。
就像裁判对一个壮汉和一个小孩说，你们两个可以在不受他人干涉的擂台上公平对抗，我会保持绝对公平的态度来裁决。
那就是让壮汉随意欺负小孩而已，只是单方面的口头公平而已。
看似公允的保护所有“著作权人”权利的法律条文，绝大部分时候就是在保护著作权运营公司的权利。
“权利”的内涵也不只是金钱利益，同时也包括对作品内容的掌控权，包括作品内容和思想不被随意篡改的权利。
对著作权人一视同仁的保护，同时导致创作者失去了衍生作品改编中的话语权，一旦改编许可放出去就无法再做直接影响。
被理科和文科筛选了两次，剩下来的艺术生通常又有“自己的想法”，对艺术有“自己的理解”。
喜欢通过略微改动别人的作品，表达自己的与众不同的“深邃”思想。
就连金庸这种作者，都会看到完全无法接受的“改编”，能做的事情也只是“后续不再合作”。
就算是刘慈欣这种作者，都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艺画开天瞎搞。
甄嬛传本来是一个架空朝代的，硬是要把时间线确定到清朝去，要放到雍正身上去演。
所以朱简烜要在原有的著作权法的基础上，添加专门的创作者权利保障条款。
但就算是法律上有了保障条款，民间公司也会通过专业的法务拟定格式合同，堆满对公司最有利的霸王条款。
所以有了法律兜底，还要有官方的格式合同，做更加细致的限制，也方便官员处理纠纷。
在此基础上，还要完善文艺作品的内容审查登记制度。
崇祯朝以前，大明没有统一的文艺作品审查制度，都是遇到了影响格外恶劣的作品，才会专门去查禁具体的作品本身。
民间百姓只要有能力，都可以去自己写书刊印，并没有人专门去管理这种事情。
到了崇祯朝的时候，崇祯皇帝尝试订立审查标准，准备搞先审后发的制度，但最终没有落实。
原因也很简单，任何行政事务都是有代价的，相关人员和机构的设立和维持，都是一笔无法规避的开销。
一项新的行政事务能不能实现和维持，关键还是要看成本和收益是否划算。
崇祯时期的大明，连司法独立设想都没能落实，更不要说文艺作品审核这种无关大局的事情了。
让全大明的所有出版商，把要印刷的东西先印出来一份送到衙门，在衙门雇佣一大批读书人，专门审阅这些东西。
对于农业时代的大明而言，并没有什么实际的好处，却要花费一笔异常庞大的资金。
所以这件事情自然是无法落实的，就算是崇祯皇帝强行推行下去，也会因为资金和人员问题而无法维持。
不过现在情况不同了，现在大明的工业化已经完成，关键是已经有了电控排版和打印技术。
条件已经成熟了，朱简烜现在就是要把审查制度拿出来，完善之后并实施。
现代国家都有文艺作品审查制度，区别仅仅是审查的方式和标准以及负责审查的机构之间的不同。
欧美的主要审查机构是民间的，是欧美中世纪开始流行的行业自治协会。
由主要出版发行商组成一个委员会，共同负责拟定作品审查的标准和方式，并负责审查所有待出版的作品。
他们做的最主要的事情就是分级，给所有作品一个适宜年龄指标。
但是，有作品分级系统，并不代表所有任何作品都能发布，欧美的分级体系中都有“拒绝分级”的档次。
既然拿不到评级，那行业内的正规出版商都不会发行，也就无法公开销售。
但除非内容本身已经违法了，否则也不会有人专门去查禁，当事人可以自己想办法传播。
这其实与东方是一样的，都是作品不通过审核，就无法公开发行销售，但当事人自己可以想办法传播。
但若是作品内容本身也已经违法了，那也会被官方的管理机构查禁。
本来无法通过审核和分级的作品，内容有多诡异也是可想而知的，想要完全不违法还真的不容易。
不过由于审查是私人机构负责的，所以很容易出现倾向性。
委员会内成员公司发行的出版物，与其他普通出版商发行的出版物，审查的